如果在父母转到高干病房之前，他跟我这么说，我一定以为他吃错药了。而现在，我无法解释，一笑置之，我真希望我有什么崇高的目的，可惜我没有。自斟自饮了一杯后，我说：“我只想在台上演出，从没想过在台下演出。”
“你内疚了吧？”张南生也干了一杯，“我也内疚，我是夜里偷偷离开村子的，在北京那一段时间，我认为我是一个大骗子。不过，现在我想通了。”他手指酒楼外拥挤的行人，“你看，这么多人，表面上没多大区别，但他们是不同的，有的是清朝的，有是民国的，有的是反右四清时期的，有的是文革的，真正二十一世纪的人，恐怕不到三分之一。我做戏，骗不了这三分之一，但还是能骗过大多数，而且，这个大多数绝对接受我，不会认为我是骗子，我只不过把一部分人拉近二十一世纪。我的方法是投机，可我强过那些指责我，且自以为是的精英，他们不屑与我为伍，永远居高临下，仅仅把落伍的大多数当写文章的内容，或挑战政治的工具，从不打算为这些人做点实事。看看电视上、报刊上，春风得意的精英们，满嘴‘弱势群体’，把自己打扮成‘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其实，恰恰是他们造成了‘弱势群体’的产生，他们才是真正的欺世盗名之辈。所以，我现在问心无愧了。”
张南生的慷慨陈词，与我“扮演”的那位“韦公子”惊人的相似，尽管他不是高干子弟，但他何尝不是以精英自居？我讨厌精英，所谓精英，不管是政治、经济、学术、各行各业的，身上总带有浓厚的权利色彩，和当官的是一丘之貉，都是为了控制别人，方式不同而已。跟我同甘共苦、同床共枕三年的人想控制我，我也不答应，何况是可恶的精英了。他不内疚的经验，我无法借鉴，相反，发现与精英坐在一起，我的酒再也喝不下。
告别时，张南生说：“你变深沉了。”我说：“我在演戏。”，以后，我没有和他联系。
转眼三个多月过去，医生同意老爹、老娘出院了。大哥、大嫂开来一辆车，把他们接回家赡养。我在省城的使命结束了，昨天，老爹临走前对我：“好好回海口打理酒店，不用着急，我死之前你能还清这笔债，就是我们全家的伟大胜利。”
老爹的话提醒了我，应该去干什么？我要回海口，不是去打理酒店，而是货真价实把美食城买下来。肖露露按“商业原则”给我的卡，买下十个美食城都绰绰有余。张南生说得对，我是个富翁，虽然我自己从没意识到。小时候，我在厂里捡到十块钱，请了几个同学，痛痛快快喝了一次汽水。我老爹知道后，差点打烂我的屁股。当时，十块钱非同小可，工人阶级又开始走下坡路，失主不难找到。老爹把我当小偷处理，他还了人家的钱，还要我上门赔礼道歉。有了这次教训，我后来成了拾金不昧的好学生。肖露露给的卡让我想起那十块钱，可是，我既然用来给父母治病了，为什么不能花在别的地方呢？反正不要脸了，最多被她看成烂人一个，大不了，永远不再见她。
我订了去海口的机票，只在省城多停留一晚，千不该万不该给宜佳打电话，我想跟她道别，谁知不到十分钟，她就出现在我面前。
“我接你回来的，当然要送你。”宜佳要送我去机常美女相送，我还能怎么说？见了她那辆的进口车，我还手痒痒，主动坐上驾驶座。
开车上路，我问道：“李梅现在怎么样啦？”模特们去医院探望我父母，没见到李梅，当时，也没心思打听。宜佳说：“你不知道呀？李梅前年去了澳洲，她和小玉结婚了，去年生了个女孩。”我和玉米子有五年没联系了，在剧团收入太低，哪敢跟他打越洋电话，去了海口又把他的电话号码丢了。不过，我还是为他高兴：“这小子，真的说到做到，他们不打算回来当海龟了吧？”宜佳道：“谁说的？小玉还要读研究生，李梅说等他毕业就回来。其实，小玉每年都回来一两次，倒是你，好像把我们都忘了，电话也没一个。”
话题转向我了，我后悔打听李梅，还不如瞎扯一下省城拥挤的交通，或聊一些明星绯闻也好。我点燃一支烟，故作轻松地说：“我要是有一辆这样的车，肯定天天来看你，就怕你男朋友吃醋。”宜佳斜眼看我：“这辆去过怀城，还不止一次，有时一个月就跑几趟。”我心跳加快，很不自然地笑笑：“你、你不是开玩笑吧，你、你去怀城干什么？”以前我就发觉她有暗恋我的倾向。她却说：“是啊，我去怀城干什么？这是公司的车，本来我也不知道有人经常开去怀城。碰巧有一次，大概是前年吧？那人喝醉了，非要开这辆车，我怕她出事，想把她送回家，她却逼着我开去怀城，路上，她跟我说，她每个月都去怀城看戏。那晚，我们十一点多到怀城，戏早就散了。她不肯回去，叫我把车停在怀城剧团大门外，静静地坐着。没多久，你、你跟一个女的出来了，她说，她要看的戏才开始。我们悄悄跟在后面，你把那女的送进一所学校才……喂，右转，你看路呀，到机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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