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里的时候，已进入了初冬的天气，冬天的阳光已不在温暖，而刀子风嗖嗖地刮着，小雪花漫无边际的飞舞着，我又一次回到了我梦中的大山。
大巴车像个疲惫不堪的老牛，努力而谨慎地行驶在湿漉漉的官路上。
在三岔镇下了车，印象中的小镇己不复存在，供销社，杀猪站，还有官路两旁的小摊小贩，也不见了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水泥路面，和两旁还未完工的两层楼房。
我在风雪迷离中走着，几疑怀疑自己走错了路，幸好，在进山的路口，那株千年大松树还在，我的记忆又苏醒了过来。
一个老汉从松树后面走出来，也向山上走去。
“老哥，哪沓的？”我问。
“旮旯村的，你呢？”老汉问。
“我也是旮旯村的。”那人停了脚步，手搭凉棚，努力遮掩着扑面而来的雪花。
“哎呀呀，是你！山娃子！”那人发出了一声感慨。
我仔细一望，这不是三驴子吗？而他，只比我大了三岁，我俩是同学，在旮旯村小学二年级，我俩还坐在一起。
但从面相上看，他就像一个年迈的老人，秃顶，满脸是包子的褶皱，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大衣，一张口，露出了仅有的两颗大黄牙。
三驴子看出了我的疑惑，苦笑了一下，“这狗日的日子。”
“怎么了？你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怎么这样苍老？”我问。
“哎，别提了，这两孩子，生生把我累成了狗。
女儿去广东打工，嫁到了当地，三年五载不回来一次，这儿子啊，更是气人。
儿子呢？现在，说老婆，最起码是四金小轿车，城里一套房，彩礼一般二十万起步。”
也难怪，越是贫穷的地方，彩礼也就越贵。
“你买房了？”我问。
“城里哪能买的起？这不，只好买三岔镇上的，就是那个窑主私自开发的，一套房也就二三十万。”
“哦，窑主开发的？”
“对呀，三年前开发的，我付了一半钱呢，那可是我一滴子血一滴汗挣出来的，一点点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可盖了一半，他拿钱跑了，弄的我儿子到现在也没结婚。”
生活的风雨，早已磨平了性格的棱角，三驴子像路边的枯草，无声地叹息着。
听着三驴子的话，我看着山路的两旁，光秃秃的枝丫上残雪点点，似女人脸上还未抹开的粉膏，黑黝黝的石头上，小雪花一落下，便化开了。
偶尔的一两声鸦噪，更显示出了山村的荒凉与落寞。
我俩聊着走着，来到了村头，昔日热闹的大槐树下，有几只庥崔正在草棵棵里蹦哒。
如今的小村，静静的躲在山坡里，不言也不语，不知在思考着什么？
毕竟，有力气的农人们已去了远方，或打工或经商，村里留下的只有老人和孩童。
大槐树的左边，大肥婆的小卖部，早已人去房空，只留下一座破破烂烂的木房，在风雪中颤抖着。
“大肥婆早已死去，周建国得了偏瘫，被女儿接走了。”三驴子低低地说着。
而大槐树的右边，兰花花的葱行还在，在几间破破烂烂的土坯房前，有一个胖胖的女人躺在躺椅上。
“你好，兰老师！”我走过去，恭敬地说。
“你是……？”兰老师从躺椅上坐了起来，随手戴上了老花镜。
她看了看我，有些茫然。
也难怪，作为曾经的老师，印象最深的要么是学习好的，要么是跳皮捣蛋的。
而我，作为一个既不调皮捣蛋学习又不好的人，大慨她己把我忘记了。
“他叫山娃子，你教过他半年，他爷爷是牛行的掌柜。”三驴子站在旁边，大声地提醒着。
“哦，想起来了，你父亲是捣鼓驴皮的，把山里的驴皮拉到山东去卖，让他们熬阿胶。
你不是让你父亲把你接走了吗？听说在省城安家落户了，咋又回来了？
是不是生意不好做，又欠帐了？”兰老师终于想起来了，一脸的吃惊。
也难怪兰老师这样，那时父亲捣鼓驴皮是挣了一点钱，只可惜，后来听信了一个山西人的话，与他一起去了北方的一个大城市，又去捣鼓暖气片。
只可惜，商海如战海，赔的欠了一屁股债，父亲没办法，只得回了一趟老家，向七大姑八大姨拿了一部分“高利贷”，幸好，几年过后，又缓过来了。
“我，我路过这儿，回老宅看看。”我讷讷地说。
一低头，我又看见了那绣迹斑斑的地磅，不由自主地问，
“兰老师，你这蔬菜公司的生意咋样？”
“唉，咋说呢？这房地产啊，把大伙的钱都掏空了，又遇上了心冠流行，不管干甚？都不好做。”
一声长长的叹息，酸楚，凄凉，像一把锤子，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尖尖上，我不由地一抖。
“你这些年来咋样？不是听人说，你在巜天堂》杂志社上班吗？还发过许多篇文章，我向年青人常常提起过你。”兰老师说着，脸上又神采奕奕起来。
“哪儿呢？我只是个临时工，还是个扫地的。”
兰老师口中的巜天堂》，只是天堂市文联办的一本杂志，小的可怜，基本属于内部刊物。
一开始是半月刊，办着办着，办成了月刊，又办着办着，成了双月刊，再后来，倒闭了，我也就另谋出路了。
这是我人生中最光辉的时刻，就是在这杂志社里当“头”，手下还有一个大妈一个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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