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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万历九年正月，一出十五，便是辛巳年的京察了。按照规制，京察大计由吏部都察院主持，采取向部院发出访单匿名考察的方式，完成后由内阁票拟去留，或者发还各部院重审议定是否恰当，然后造册奏请待皇帝裁决后，将察疏下发。京察结束后，言官对留用官员拾遗。因京察而免职的官员，政治生命就此终结，不得叙用。因此不管平日里多么吊儿郎当的官员，到了这种时候，都噤若寒蝉，唯恐成了京察大计的刀下之鬼。
将单个官员的升黜去留汇总起来，便可以勾画出朝中各大势力的角逐起伏。对于这些因为乡谊、利益、政见而聚合起来的集团来说，六年一次的京察，就像是一次大考，既衡量出过去六年他们取得的成果，又决定了未来六年他们所处的位置。所以在京察开始前很久，为了能在大计时占到一点先发优势，各方面已经开始发力了。
辛巳京察也不例外，按例主持这次京察的是吏部尚书王崇古和左都御史海瑞，但实际上，经历了数任强势首辅后，已经形成了阁重部轻的局面。内阁独揽朝政，内外考察一手承担，相权之重前所未有。虽然上任首辅沈默以柔道治理天下，重新与六部商议国家大政，但依然没有改变这种格局。因此一开始，斗争的焦点便集中在内阁。
结果刚在位子上还没坐热的首辅张四维，被彻底搞倒搞臭，在家里休养受伤的身心，没法出来见人。现在内阁由次辅陆树声主政，陆是徐阶的乡党，但经过十几年的风吹雨打，徐党的面貌已经模糊不清，依旧留在朝中的，大部分都投入了沈党的怀抱。陆树声虽然自持身份，一直跟沈默若即若离，但这次京察是与魏、诸、唐站在一条战线，是毫无疑问的。
在内阁遭到失败，晋党当然不能善罢甘休，张四维挂了，王崇古只能挑起大梁。虽然他希望与沈默讲和，但涉及到在朝廷的生存空间，还是寸土不能让的。而且这位老天官在党争之外，还有一番夙愿，就是使吏部彻底摆脱内阁的控制，恢复当初首辅、天官并驾齐驱，共领百官的景象。
为了挽回颓势，王崇古决心利用京察来削弱沈党的势力，提高吏部的地位。当然他不会像张四维那样，把自己抛到风口浪尖上去，只需要一边敲敲边鼓，便能达到目的，因为与他一同主持京察的，是大名鼎鼎的海瑞海刚峰。有了这柄正气浩然的大明神剑，他可以借秉公澄汰、无所徇私的名义掩藏结党攻讦的事实。
在京察开始之前，王崇古先出招了——按惯例，吏部都察院考察的结果，要经阁臣上奏皇帝。他知道如果仍按京察旧例，势必会因内阁的阻挠，无法达到打击的效果。因此决定直接将察疏上奏皇帝。内阁方面，陆树声等人虽然据理力争，但因为张四维的事儿，万历皇帝恨不得把他们都刨坑埋了呢，因此不理睬内阁的抗议，同意了王崇古所奏。
京察开始后，王崇古吸取张四维脆败的教训，认为其中关键在于科道言官被沈党所掌握，内阁诸公幕后操纵，科道言官群起攻之，因此能先发制人，处处主动，所以他的目标，便放在剪除言官中的沈党爪牙上。
不巧的是，输了一阵的内阁，也同样把保护言官，尤其是科臣，当成了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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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的六科给事中，虽然官不过七品，但权力之大耸人听闻，可以规谏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各部事务都必须经过其同意才能执行，否则即可驳回，甚至连皇帝的圣旨，若有不当之处，也可封还。也正因为其权力太大，担心科臣凌驾于六部之上，太祖皇帝才会将其品级定在七品
按例，都给事中考满九年，可直接按成例可外转从三品参政，看似一步登天，但实则权势大减，因此官场有‘官升七级，势减万分’的说法。所以位卑权重的给事中，是绝对不能用品级衡量的，所以六科共五十八名给事中，向来都是寸土必争之地！
也正因为给事中如此重要，所以每次京察，这些七品官儿们，都是与部堂大员们一样，向皇帝自陈。但因为票拟制度的存在，内阁只要强硬起来，就可以代替皇帝，决定他们的去留。
是以王崇古出的第二招，便是奏请本次京察，由吏部都察院来考察给事中，而不是按照惯例，交由上裁。如果这一招一旦得逞，那么同时掌握着给事中任命权的吏部，就可以趁机完成六科廊的人员更替，将自己人安排进去，从而扭转一边倒的局面。
事态到了这一步，沈党面临的局面，已经很是危险了。然而内阁诸公，因为和沈默的关系，以与张四维的冲突，已经很难见到皇帝，更别提影响到皇帝的决策了。因此朝野普遍认为，皇帝还是会同意王崇古的奏请，或许明日就会有旨意下达。
这天衙门下班后，吏部左侍郎申时行，却依然在值房中办公，直到天色黑下来，才换了便装出门。说起来，这还是他最近十来天，头一次走出吏部的大门。倒不是他跟家里闹矛盾，或者忙得顾不上回家，而是在京察这个节骨眼上，他这个吏部左侍郎只要一进家门，前来拜望的人便络绎不绝。有的人来攀乡谊，有的人来认座主。也有的人来向他讨要墨宝，不过这些都是幌子，这些人的真实目的，都是来打听虚实寻求保护的，申时行家的门槛差不多要挤破了。这样过了两天，实在难以招架，他又不能像王崇古那样下逐客令，只能住在衙门不回家，谁要是够胆子，就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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