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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隆庆三年秋离京，到隆庆六年六月返京，沈默已经阔别这座京城将近三年了。这三年里，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有好有坏，或深或浅、或近或远的影响着帝国的命运……
先说好的方面，有人说大明朝最大的幸运，不是出了沈默、高拱、张居正这样的治世名臣，而是拥有一位隆庆皇帝。但这个观点并不被大众接受，事实上，这位总是以好色、懒惰，以及各种行事荒唐而出名的皇帝，几乎从不在大明的政坛搅风搅雨，甚至一年到头不接见大臣，也没有任何旨意，悄无声息的，几乎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然而，他却是最适合这个时代的皇帝，不管是大智若愚也好，还是真懒得无可救药也罢，他都把自己摆在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位置——本朝立国至今，经过二百年来一系列主动和被动的演化发展，其政治体制和思想道德，已经变得非常特殊，不同于之前任何朝代，也不同于国初——现在，国家的治理已经逐渐由文官阶层来完成，皇帝在行政管理上的权责越来越少，逐渐成为一个大臣用来争取立法的工具和道德象征。
直白点说就是，当大臣们意见一致的时候，皇帝就可以一边凉快去了，大家这个时候最不喜欢皇帝出来干预任何事，如果哪个皇帝偏要指手划脚，就会被大臣们群起而攻之，指责为暴君；而当大臣们有意见分歧的时候，皇帝就被请出来，做最后的裁决人，大家这个时候最希望皇帝出来为他们撑腰。否则有被骂为懒惰的昏君的危险。同时，大家还要求皇帝要做道德的典范，孝，仁，礼，信，勤，义缺一不可，否则也有被骂为昏君或者暴君的危险……当然，这最后一条的要求有些高，也许只有孝宗皇帝勉强算得上，所以孝宗也被后世的臣子奉为明君典范，一旦觉着皇帝哪里做得不对了，便会说‘如果孝宗皇帝在，一定不会这样，而是怎样怎样。’
和孝宗比的话，隆庆皇帝肯定跟最后一条沾不上边，好在那是个人修养方面的，只关大臣的精神世界，却无碍国事。但在其余方面，他却要比孝宗还符合臣子心中的明君形象……他比孝宗还要配合大臣们的要求，绝对不去干预大臣们做事情，因为他知道，论吏治自己比不了高师傅、论军事自己比不了沈师傅，论财政自己比不了张师傅……内阁和各部院已经可以把事情做的很好，就算离了自己也照样转。事实上，似乎人家也从没指望过自己，那干嘛还要为了那无谓的存在感，而事必亲躬呢？累着自己还给大臣们添乱，标准的吃力不讨好。
纵观千年以来，估计隆庆一朝，是最接近古人追求的‘圣天子垂拱而治’的时代。所以有人说，隆庆皇帝只是运气好，赶上大明朝人品爆发，一下子涌现出高拱、沈默、张居正、杨博、王崇古、戚继光、李成梁、潘季驯、海瑞、朱衡等数不清的优秀人才，群星的闪耀使大明在皇帝不理政事的情况下，依然相当健康的在前行。这种说法本身就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理论基础上——所谓九州万邦系于一人之身，好像皇帝不出力，国家就治理不好一样。事实上，如果隆庆皇帝像沈默原本那个时代中的满清皇帝那样事必亲躬，大臣们只有御前听旨、奉旨办事的份，怎么可能有这些人才发挥的空间？也就没有这么多的人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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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隆庆皇帝能对他信任的大臣不疑不猜，不设障碍，能让他们放手办事，给予他们持久稳定的倚重，才能为他的辅臣们有能有为地展布，提供出最理想的舞台。
在隆庆登极之初，所面对的其实是经过正、嘉两朝长期乱政以后，遗留下来的烂摊子。形势动荡已极，动乱因素潜滋暗长，且多已表面化。当时，河南、湖广、山东、直隶等地，均连年大饥，甚至发生饥民卖儿鬻女、易妻而食的人间惨剧。究其原因，除了天灾之外，更多的是人祸，实由于朝廷上下，大小各级衙门，由一些只知贪婪固宠、桀骜不驯的官棍当道。这些人久厕官场、利欲熏心，擅长于逢迎钻营，素不以民瘼在心，既不畏公议，又不知廉耻，但以本人的宦况和财运作为处人办事的权衡。
官府操之于这样一群官棍之手，自然会搜刮过甚、官贪吏墨，作威作福、殃害庶民。堂皇法司，不过是金钱与权势的特种交易场所，是维护权门豪户既得利益的暴力机关，整套国家机器似一架绞肉机，以人民的骨血为唯一原料。亦因此，社会上的贫富分化悬殊，土地兼并严重，赋役负担严重不均。更加以胡虏寇掠，边方警报频传，真可谓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大明朝的天下摇摇欲坠，大有崩解之兆。
如果一切不变，或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维持下去，隆庆朝的时局必将更趋恶化，全面性的危机必将大爆发。但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当此国势危殆、民生多艰之时，总有些志图挽回世运，勇敢任事、豪杰自许，愿意献身以任天下之重的救世之才横空出世。本朝最杰出的代表，当属高拱、沈默、张居正。他们虽然观点立场不一，方法策略不同，但在敢于正视忧危，勤于分析形势，勇于提出并贯彻执行，革弊趋利以扶危振颓的对策，热切企望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以谋取政权的新生和民生的改善，则是一致的。他们坚信‘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功’，认为必须不墨守‘祖宗成法’，必须突破传统观念和体制规章的框架，必须务实而有针对性进行大兴大改，有因有循、有革有化，才可能使国家摆脱困境，重新开拓出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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