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过了不久，主战的夏言、曾铣被杀，翁万达百般安抚，俺答才没有因为羞愤入寇。之后翁万达履行承诺，上书次提出俺答汗的通贡之请，却被嘉靖严厉斥责：‘朕以边事重寄付万达等，自宜并力防御，胡乃屡以求贡为言?其令遵守前旨，一意拒绝，严加提备，违误者重治不贷。’严厉的斥责了翁万达等人，遂无人敢替俺答说话。
那么，朝廷为何宁肯生灵涂炭，损伤百万，也要顽固地拒绝俺答的通贡请求呢？
实事求是讲，根源主要在世宗嘉靖皇帝身上。
首先，作为藩王之子得位的皇帝，嘉靖没有经过完整的帝王教育。对于蒙古人，他有着与寻常百姓一般的，根深蒂固的仇视思想。时常在其谕旨中，看到‘丑虏’、‘虏氛甚恶’、‘黠虏节年寇边，罪逆深重’、‘求贡诡言’等等偏激话语。从中不难体察到这种思想在作祟。
其次，嘉靖朝当时前后两任首辅，前者夏言比嘉靖还强硬，最后因为复套掉了脑袋，自不消说。后者严嵩，性格倒是软弱，却是个纯粹的官僚，他把所有的国家大事，都当成了政治斗争的资本。看到嘉靖仇视蒙人，自然不敢支持通贡。
再者，朝廷内外弥漫的大汉族主义情绪，也将允许通贡与宋代的以和议误国相提并论，尤其是夏言、杨继盛等名声卓著的清官，是这种思想的坚决支持者，使政府上下形成了强烈的反对舆论，遂无人敢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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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边关文武大臣，朝中有识之士，大都是支持通贡的。其实等徐阶当首辅的时候，他便意识到通贡的好处，但徐阁老深知舆情汹汹，爱惜羽翼，绝不肯改变国策。这也是他与高拱等人龃龉的重要原因。
在第一次‘杀使绝贡’之后，高拱就愤然批评道：‘兵交，使在其间，况求贡乎！杀一使者何武？就算不许，亦当善其词。乃购斩之，此何理也？横挑强胡，涂炭百万，至今无一人知其非者！’后来又说：‘今之以贡为疑，必曰宋以和议误国，不知此贡也，非和也。九夷八蛮皆许其贡，何独北虏而绝之？’所以他毫无疑问的支持通贡。
沈默也是支持通贡的。他没有那些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更能清楚的看到通贡的好处，并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创新了一套更为强大的羁縻之策。并在高拱成为首辅之后，向他和盘托出，两人一拍即合。随后，亦得到了张居正的全力支持，于是内阁形成统一意见，在禀报隆庆之后，定下了这个‘先战后抚’之策。
在这个策略中，战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蒙古人，而是为了使其恭顺，以便更容易对其羁縻。这是充分考虑当前国情的恰当之举，因为就像蒙古人没有实力占领中国一样，深陷财政危机的明朝，也不可能把蒙古人彻底消灭。
其实，若没有沈默饱受诟病的‘借钱打仗’，和张居正同样被骂得满头包的开源节流，明军连收复河套的力量也没有。但仗打到这一步，已经是极限了。对汉民族来说，一开仗，就意味着巨大的财政支出，像这样出兵十万的大规模作战，每天的消耗都令人恐怖。张居正在写给沈默的信中，已经连连警告，三边民力已经极困，对各省的压榨也已经到了极限，如果不顾财力，派大军渡过黄河作战的话，到时候财政崩溃，激起民变，几乎是一定的。
而富商大户们也不是慈善家，他们是讲投资回报比的，能掏上千万两，已经是看在沈默的面子上了，让他们再掏钱，不是你要了他们的命，就是他们要了你的命。
更重要的是，俺答的土默特部不是一盘散沙的鄂尔多斯部，他们战力强悍，团结一致，且已经体会到了明军的火器、车阵之威，绝不会重蹈鄂尔多斯部的覆辙了。作为最优秀的军事家，戚继光在给沈默的报告中直言不讳，除非俺答主动与我们交战，否则我战车、步兵、炮兵部队，将完全失去作用。可供调遣的，只有三万余骑兵。这些骑兵，守卫套内绰绰有余，但渡河进攻却绝对不够。而且倾巢出动，还会导致河套失去保护。
因此，除非朝廷有足够财力，支撑在黄河北岸筑起那三座城池，建立起稳固的防线，否则不可再图奋进，当以守住套内为宜。
所以不管将士们如何渴望立功，朝中百官多么的豪情万丈，但现实已经摆在那里——主力作战，基本上不会再有了。
那自然就该考虑‘抚’了。这在收复河套，朝野激动的当间儿，是比战还要困难的事情。这也是大汉族思想弥漫的明朝的一贯问题，但凡有议和者，便会被群起而攻之。当年被蒙古人揍得遍体鳞伤，群臣尚且反对议和呢，现在局势正好，朝野上下，信心爆棚，恨不得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呢，谁敢贸然提出说，咱不打了吧，还不被吐沫星子淹死？
但确实不能再打了，不然就要出大事了。
好在执大明牛耳的阁老们，没有一个是怕事的。高拱说，我来扛这个黑锅。张居正说，不行，还是我来吧，我还有你这个首辅保护；要是你被弹成筛子，谁能保护得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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