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经常聚在一起的月光社成员在伯明翰暴动后陆续分散到了世界各地，通过书信保持联系。
然而即使是继续留在伯明翰的成员，也不再和过去一样喝得半醉，借着月光回家了。
现在伯明翰的街道比他们年轻时繁华了很多，也危险了很多，街上充斥的醉汉不只是他们。
尤其是那次在皇家宾馆举行的宴会后，喝醉了又气急败坏的人们不仅砸毁了玻璃，还放火烧会了会议厅。
或许有些人是“双喜临门”，但对有些倒霉的家伙来说这种好事他们很难碰上，反倒是“祸不单行”更容易找上他们。
老瓦特估计很想来点福灵剂，因为不仅小詹姆·瓦特加入了激进的革命组织，格雷戈里·瓦特也感染了肺结核。
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件很痛苦的事，可是目前这个病没有治疗的方式。当乔治安娜回到了那个海边餐厅的时候，拿破仑和其他人正在观赏索霍赠送的礼物，一个“恒星时钟”。
这个时钟不是用来记录日常时间的，它是用来测量一颗恒星在测量者所在的子午线上连续出现的时间，可以说它是一种天文学家才用的仪器。
它被放在一个三英尺高的镀金盒子里，顶端有一个蓝色的珐琅球，上面装饰着星星，看着很像是天球，并且天球顶端站着一尊乌拉尼亚的雕塑。
拿破仑年轻的时候是对天文很感兴趣的，可是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是他说给她听的。
她只告诉了特里亚农宫的图书馆管理员，没想到这消息居然被索霍知道了，老瓦特就像是个机械工程师，向波拿巴演示这个“恒星时钟”的使用办法，从表面上完全看不出他经历了什么。
还有贝德福德公爵也是，他的表现让她怀疑是那个骑兵对她说了假话。
是会有人对失去了至亲感到痛苦，却也有“人”完全不当回事。
乔治安娜看着戈登小姐，有一种毒叫继母之毒，上一位公爵夫人只生了三个孩子，其中有一个还天生体弱，如果他们都死了，就轮到她生的孩子继承公爵的一切了。
尼采说过：道德，只是低等人群提用来阻碍高等人的虚构事物。
一个人要是太有道德是很难成功的，比如汉献帝，即便他一开始占据着“正统”的优势，也被“禅让”了。
东方文明讲求“谦让”，孔融让梨的故事传说了几千年，这和西方文明崇尚的竞争是完全相反的，反倒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大争之世”，那个时候大家都在争，然后有了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
不过那时的华夏是分裂的，就跟现在的欧洲差不多，但相比起“求同存异”，议会的党派更愿意因为存在分歧而分裂，并且竞争。
多一种观点原本可以多一种选择，但都闹饥荒了，孔融还用诡辩的方法阻止曹操执行禁酒令，这样为了否决而否决的辩论是有什么意义？
路易十六是个好人，他只有玛丽安托瓦内特一个皇后，不像之前的法国国王那么多情妇。
可是他打赢了独立战争，却没有给法国人带来实际的好处，反倒为了弥补赤字让包税人收取各种苛捐杂税。拿破仑则又是封赏职位，又是封赏豪宅、花园，即便他的财富都是抢来的。
只要自己本国不乱，人们在讨论通过《坎坡福米奥》和约得到比利时时，也只会讨论给本国得来的好处。
如果换成有天别的国家强大了也会是这样的，这就是欧罗巴，不会有人想当野蛮人，即便是罗马人也会说自己是特洛伊人的后代。也不会有人愿意当禽兽，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不道德的人，于是你就能看到满屋子的人带着各种各样的面具，将自己伪造成自己想当的角色。
他们不会接纳真实的自己，就更别提宽容得接纳别人了。
文艺复兴时期倒是接纳过一些外来的文明，那其实也不是外来的文明，而是古希腊文明。
就像是浮在水面的油，在阳光下泛出五颜六色的光，绝大多数人只看到了表面，却很少有人“潜下去”。
雇佣兵其实是因为东罗马帝国因为接连经受了数次瘟疫，人口大量流失，无法继续从本国农业人口中抽调足够的兵源，不得不从别的地方花钱来雇佣士兵为自己打仗。
如同马基雅维利说的，雇佣兵哪有什么忠诚可言，要是法国人不用自己的军队保护共和国，那么花钱请雇佣兵等于是引狼入室。
贵族被派到战损率那么高的地方，能活下来的基本上也在士兵中间树立了威望，他们不是那种“除了出生时努力，还有什么时候努力”的“贵族”了。
男子要立于天地之间确实很不容易，但男孩子终归是要长大的。德拉科有个溺爱他的母亲，给他找了个可以为他提供保护的教父，立下了牢不可破的誓言，要一辈子都照顾他，因此德拉科还能继续当孩子。
博尔顿以前是做玩具的，男孩子看到玩具几乎很少不觉得高兴的。
乔治安娜仔细观察着拿破仑，她可以看出他很喜欢，可是他却将双手背在身后，并不亲自动手。
勒德雷尔很快就发现了乔治安娜，然后跟波拿巴耳语了一番，他将视线转移向她。
“我赢了。”她骄傲得笑着说。
波拿巴笑得很大声，其他人也跟着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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