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跟踪的这个人叫罗望宗，说起来还是游方拐弯的校友兼师兄，二十年前北京大学毕业，也曾上过吴屏东教授的课，后来自费留学去了日本，宣称宁愿刷干净东京所有的厕所也不愿意回国。
后来这个罗望宗真扫了半年厕所，摸着门路之后卖了几件东西，然后又读了个学位，开始专门研究所谓的中国问题，竟然摇身一变成了一位中日经贸与文化交流方面的学者，并开设了一家劳务中介公司与文化交流机构。
但是自从二零零七年之后，这人好像又转了性子，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表示自己很热爱祖国、要为家乡建设多做贡献云云，回国的次数越来越多，留在国内做生意时间也越来越长。二零一一年日本海大地震，福岛核泄漏事故之后，罗望宗立即宣称终于抑制不住对故乡的思念以及爱国之情，回到西安定居了。
回到西安之后，罗望宗继续从事劳务中介的生意，主要是招募与培训工人送往日本各大企业打工，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很拽很有优越感的样子，渐渐却发现自己并不受人待见，生意越做越差，到最后做不下去了，于是又改行经营文化产业，搞旅游资源开发，在西安开了一家商店，生意一直不咸不淡的。
游方带着华有闲先到西安找罗望宗，此人却不在，据说去了敦煌。游方倒没有着急追过去，而是派华有闲中途又去了一趟芙蓉谷送东西，华有闲离开前以及回来后，游方还领着他去了古长安周边一带考察古迹，市内的博物馆、大雁塔、碑林，近郊的骊山、乾陵、秦俑等地都去了。
离开西安前的最后一天，他们去了法门寺，观赏的不仅是传说中的佛指舍利，还有寺中出土的那一批稀世文物。吴屏东在课堂上介绍文物发掘、整理、抢救以及保护时，好几次提到了法门寺，游方的印象特别深，来到此地看到这批文物的确是精美绝伦，他一边参观一边小声的对华有闲解说，并让华有闲控制神识感应那独特的千年物性。
从法门寺出来，游方又带着华有闲去了旁边的织锦巷，对他讲述璇玑图的典故。华有闲为人机灵经历过的事情也不少，但读的书毕竟还不算多，听的是直眨眼，伸手连挠后脑勺。
从法门寺回来，罗望宗还没有回西安，算算日子他去敦煌的时间可不短了，看来去谈的绝不是一般的生意。这时游方又得到了另一条消息，安佐杰那位叫魏锁的手下秘密发给他的，据说安佐杰也到了敦煌。游方暗叹一声果不出所料，于是带着华有闲乔装改扮也赶到了敦煌。
在杭州青山湖血战中，安佐杰曾从日本调了一批秘法高手参与伏击，事后追查这批人大多与一个会社有关。游方在无冲派还有一个内线，就是蓝晴，后来他春节回家找机会问过蓝晴这个会社在无冲派中的情况。
蓝晴脱离无冲派的组织已经有五年多时间了，最新的情况并不了解，但当年的事情还是清楚的，她提到了一个人就是罗望宗，还给了游方一件东西。游方了解到，罗望宗在东京以中介公司为掩护，为无冲派秘密转移并处理资金，还安排一些人员的出入境身份掩护。
但此人并非无冲派弟子，甚至也不清楚朝和集团的内情，他只是在做自己的“生意”而已。
蓝晴给游方的那件东西，此刻就装在他的背包里，此物极其珍贵。研究敦煌学的人，都应该听说过一部陈垣所著的《敦煌劫余录》，陈寅恪在序言中写道“不流落于异国，即密藏于私家。”郁愤之情溢于言表，这里还牵涉到一段历史。
敦煌的石窟、彩塑、壁画、遗书堪称数千年来所遗存的无价瑰宝，然而近代以来被西方探险家发现之后，遭受了一场难以挽回的惨痛浩劫，有人以考察的名义进行盗窃与掠夺，有人则是直截了当的明偷暗抢，再加上国中蠹贼劫掠和破坏，损毁的已是面目全非。就算如今残留下来的遗迹，也仍然是无价之宝。
到了清代宣统年间，敦煌石窟中尚有残余经卷八千余轴，学部运往京师，但在路上发生了一点变故，有学部官员和若干参与人士截取其中最精美的数百卷，监守自盗瓜分私藏。
有一个叫罗振玉的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记录了这一事件，宣称此次将敦煌经卷遗书运往京师收藏是在他的大力建议下促成，并痛斥了截取经卷瓜分的数人。但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批被瓜分私藏的经卷最后有一大部分落到了罗振玉手中，他也一样私藏，最后卖给了日本人。
罗振玉这个人非常有才华，对金石书画、殷墟甲骨、皇家文档、敦煌遗书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很高的学术成就，堪称大师级的水准，并整理、编纂、撰写了大量很重要的学术著作。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有钱，说的好听点是一位文物收藏家，说的直接点也是一位文物贩子，尤其爱好从民间搜集经卷书册图集等物，很多卖给了日本人。
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逃亡日本，归国后又追随废帝溥仪。冯玉祥将溥仪逐出紫禁城，就是他偷偷护送溥仪到了日本使馆，后来又一路到了东北，成为日伪满洲国的“开国元勋”。他曾任伪满洲国的参议府参议、满日文化协会会长，并且还在伪满洲国开办墨缘堂，继续经营书卷文物，升官不忘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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