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污秽不堪腐朽到顶的国家之中，唯一能够让人们感受到希望的恐怕就东北，在东北方方面面都能让人感受到希望，在这里见不到呆然滞木清国人，有的只有那种充满朝气与希望的中国人，也许，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而有别在满清愚民政策下的遭受奴役的清国人。”
《莫理循日记》
作为一名旅行家，莫理循早在八年前就从上海徒步旅行到达仰光，两年后又从曼谷到昆明，次年又作横穿东三省的旅行。1897年，莫理循成为《泰晤士报》驻华特派记者。在二十多年的记者生涯中，清末民初的变革，莫里循始终在场，他有记者的锐利眼光和宽广胸怀，他报道了许多划时代事件。
当然，他同样也见证了过去十年间，中国各个方面的变化，在东北与俄国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作为《泰晤士报》驻华特派记者他立即来到了东北，当全世界都关注着前线的战报时，他反倒是更关心东北，准确的来说是战争对于东北方方面面的影响，这是一直为外界所忽视的。
“影响就是影响，有什么不能承认的。”
面对提问，一名在农商部就职的官员的直截了当的承认道。
“战争怎么可能不会对经济造成影响呢？战争当然会造成影响，而且是各个方面的。”
此前，有很多欧美媒体报道称，东北并不承认战争“影响”到了经济，只承认是东北的经济完全进入“战时状态”。但于农商部的人士的表态显然否认了上述说法。不过，他们同样也认为，作为一个人口只有不到4000万人的刚刚完成工业化的地方政权，“贸然与列强开战”的情况下，只能断然实施战时状态，以谋求战争的胜利，不像俄国这样的大国，对战争冲击有着更强的抵御能力。
但对经济的关注并不是他的全部，实际上，他还用超出其它的目光关注着东北的整体。
多年来，作为记者莫理循曾多次来到东北，也正是在他的笔下将泾渭分明将中国人分成了关内人与关外人，在他的笔下，那些摆脱了愚民统治的关外人，已经锐变成了“截然不同人种”，那种截然不同不是歧视，而是一种赞扬，在那些人的身上，他看不到中国人普遍具备的麻木不仁。而现在，在战争期间，再一次来到东北之后，莫理循所受到的冲击却是空前的。
“在铁路两侧的移民点中，我随处可以看到武装起来的中国平民，与战争爆发初期，因对俄罗斯的恐惧而导致清国各地人心惶惶不同的是，关外的民众尽管受到战争的直接影响，但是他们却没有表现出任何恐惧，反倒是一如既往的坚定的站在东北地方当局的一方……武装起来的平民，不仅保护着铁路，保护着东北军的后勤线，还直接参与到这场战争之中——移民点的“俱乐部”变成了战地医院，数以万计的伤兵在那里得到最好的治疗……”
在台灯的照明下的莫理循书写着他的最新的一篇新闻报道，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他一直在北方铁路两侧的城市以及乡村采访着，他诧异的发现自己所身处的并不是一个地区，而是一个庞大的军营，在这个军营之中，所有人都成为了其中的一份子，主动的为这场战争服务着。
“……如果说东北让人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恐怕就是东北的移民农场，当然在官方的词语中，其被称之为“移民定居点”，十年前，东北大地上尽是广阔的草原有如澳大利亚的腹地一般，尽是无主之地，而现在那些广阔肥沃的草原现在完全变为耕地，上亿英亩耕地被有组织的开垦，再分租给内地的移民，而不是一次性的出售，农场的收成四分之一作为地租上缴国家，四分之一则作为地税上交，四分之二归移民个人，看似繁重的租税实际上相比内地的居民赋税却相对减轻了20%-30%，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十年后承租者其可以按照承租初始地价购进土地。过去很多人都忽视了上亿英亩的耕地的作为，但根据官方的资料表明，这些耕地每年可以提供超过5亿元的收入，尽管东北的民族相比关内以及欧美等国都承受着极为繁重的税收——除了直接的地税之外，还有隐形的地租以及经济统治下的低廉的官定粮价，但正利益于此，在过去的十年间，东北方才获得了充足的资金用于工业建设以及军备建设……”
写到东北的民众承担的税收时，莫理循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他所接触到的那些面色红润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移民，那些移民无不是居住在环境良好的定居点中，那里不见关内农村的破败，尽管他们承担着相对沉重的税收，可为什么他们的生活还会如此的安逸？
“人均15元！”
这是东北农民承担的租税，东北三省亿万亩耕地产出之半，都被政府以税收及地租的方式收取，即便如此，其官定的粮价仍然比内地低了15%，在政府统制粮食贸易的情况下，通过这种不公平的定价，他们又进一步榨取了原本应属于农民的收益，尽管如此，东北的民众却依然乐意接受这种“压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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