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琅担心的问题成了事实。
较为有利的是，广东、福建的工人运动开始平息，当地工人势力接受了议会和宪法的胜利果实，他们停止了摆工，生产开始恢复。但很难恢复到以前，主要是纺织工业在经济危机期间遭受了重创，不过纺织工人并不是运动的领导者，主要领导者是那些容易凝聚，数量众多，而且是男性工人为主的行业，这样的行业无外乎运输业的码头工人、铁路工人，矿产业的矿工，机械行业的技术工人。
议会召开，宪法制定之后，老内阁就宣布了总辞职，六部部长、丞相集体退出了内阁。
国会向皇帝推荐了一批在省级任职，官声较好，跟各方势力都能打好交道的官员人选，皇帝一一批准。
新的内阁上台。
新的内阁跟旧内阁不同，他们对松江府的工人摆工运动，采取了默认的措施。
以前的官府对这种事情，总是希望和稀泥，希望双方各让一步，但现在让无可让。
过去工人斗争的是资本家，要求无非是加工资和减工时，可这一次，他们斗争的对象，却是整个权力机构，他们不服气他们一直要求的议会，他们认为议会选举不公。
同样跟周琅猜测的一样，议会建立之后，矛盾瞬间转移到了议会跟在野势力之间。
以前工会这样的组织还可以针对官府，可现在官府已经表示服从于议会，他们只能去反对议会。
皇帝和整个官僚阶层都保持了沉默，不想让革命的火焰招惹到自己身上。
任何斗争都是伤敌一万自损八千，工人的摆工行为，诚然是为他们自己争取利益，但在他们和他们的领导者都还不成熟的时候，不懂得节制，最后伤敌一万有可能自损两万。
在摆工刚刚开始的时候，主要斗争方依然是资本家和工人，工会主要反对资本家解雇工人，发动了摆工，控制了工厂。此时资本家并不着急，他们开始等待时机，想跟工人们熬一熬，过了三个月后，他们发现熬不过工人了，因为这时候全面危机爆发，官府开始救济，到处摆着粥棚，工人们在工厂做工，也就能糊口而已，有一口吃的，他们可以坚持很久。可资本家坚持不住了，他们开工厂是要赚钱的，经济危机本就让生意难做，否则也不至于出现大面积解雇工人的情况。长时间不开工，他们的贷款怎么办？他们是会破产的。
他们求助于官府，不求官府能让工人开工，他们希望官府帮他们把工厂收回来，工厂是他们的，工人霸占着，他们占理。但官府从来不愿意跟大众对抗，所以一直在游说，在跟工会首领们谈判。一直都没有成功，反而让各种运动的矛头指向了官府，开始了要求议会和宪法的政治运动。
这时候已经不是工人和资本家的事情了，而是工会政治家和官府的事情，皇帝做出了妥协，甚至力压内阁接受了议会监督和宪法制约，但之后工会政治家们依然不满意，他们认为选举不合理，他们要求重新选举。他们不愿意在他们争取到的议会这个平台内斗争，继续发动他们擅长的斗争方式，来斗争议会。
这时候又不是官府和工会政治家的事情了，变成了工会政治家和议会的事情。
此时的松江府，十分混乱。一部分工厂已经恢复了开工，这些工厂，都跟商会和帮会势力有关。
商会自不用说，商会组织中就有一群工厂主，这些工厂主，借助会馆的力量，让他们的工厂恢复了工作，这些会馆能控制的，往往是异乡人，异乡人更依赖同乡会；帮会的情况十分复杂，既有自己的产业，比如天地会直接经营青楼，大车店等产业，也有别人的产业，但工人是他们的成员，比如码头是一家家航运公司的产业，可码头工人有一部分加入了青帮，纺织工人有一部分加入了小刀会。
议会成立之后，这些帮会成为议会中的大势力，他们登堂入室，地位大大提高，一个个极为满意。也让他们的身份从过去的灰色地带，走入了阳光下。国会召开之后，迅速给予了各种组织一个合法地位，不管是天地会、商会还是工会都成为合法组织。
结果帮会势力光明正大的招募会员，登报，打广告，许诺各种加入帮会的好处，帮会的势力快速扩张。而帮会的底层成员，则主要是本地人为主。
坚持斗争的工会，比如松江府工会，受到了严重削弱。他们中的一部分工人开始转投其他组织，因为他们实在是无法支撑持久的摆工。他们得生活，政府施粥是吃不饱的，而且他们还有房租要付，这些跟他们一样穷的工会帮不了他们。
渐渐的工会成员慢慢离开摆工地点，悄然加入了恢复了生产，开始红红火火的工厂，而要加入这些工厂，他们都得加入帮会或者会馆。
此时最倒霉的，是那些原本不想妥协，后来发现妥协都没有机会的资本家，在摆工进行到六个月的时候，大多数被霸占了工厂的资本家就资不抵债，宣布了破产。此时即便这些工人愿意恢复生产，他们的工厂也拉不起来了。这反而让那些较早恢复生产的工厂，夺取了不大的市场，变得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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