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这些公侯伯子男，还通过击败国王，组建了一个实权议会，然后用议会为纽带，将自己团结在一起发声，实际上英国社会中，贵族议会的权力是最大的，议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的是中国的皇权的授权与监督作用，国王成了象征，或者是依附于议会的一件摆设。
英国的官僚集团，跟中国也不一样，中国的官僚集团是从地主阶层中分化，得到皇帝授权管理社会，英国的官僚同样出自于贵族，由议会授权和监督。
由于英国最强大的是贵族组成的议会，所以在对社会的管理方式上，是以保护贵族集团的利益为核心的。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大革命后，也建立了民主制度，但法国是将公有土地分配给农民，而英国是将公有土地，让贵族圈地的原因。
任何国家，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完美，统治和管理国家的力量，势必是为掌握这个力量的集团服务的。
所以往往一个相对稳定和平衡的力量体系，他变革起来就越难。不用怀疑上层变革的动机，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一旦出现问题，上层总是会寻求变革。不用从道德方面解释，尽管所有的变革最后都被标榜为为人民服务之类的道德概念。可实际上依然是从本阶层利益为出发点的，当然在个人层面确实会出现一些道德君子，比如极端的不顾私利的爱国者，极端的同情民众者之类的人物。但放在群体意识中，依然主要是以各自群体的利益为出发点。或许这就是一种生物本能，雄狮或者许多社会性动物还会杀死前任首领未成年的孩子呢，就是为了自己的基因得到传承，更何况人类呢。
在中国，当社会出现问题的时候，皇帝肯定会有改革的动机，而以个人身份出现的一些官僚，他们或者出于忠君思想，或者出于对底层的同情，或者其他任何原因，也会站在皇帝一边进行改革，可这种道德式的改革，往往很难成功，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多失败，就是因为皇权、官僚和乡村地主组成的平衡关系太过稳定。
英国以议会制为主的政治体系，也是如此。非常平衡，改革就很困难。法国大革命之后，英国涌现出了大量呼吁改革的人物。一直努力了三十年，才通过《1832年改革法案》，对英国的教育、法律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改革。
英国人之所以能成功的在平衡的各种力量中完成改革，而中国却大多数时候失败，最大的原因是英国重新平衡了政治势力。为了这次改革，几代政治家努力推进，但一直受阻于保守势力。直到辉格党首领查尔斯·格雷上任，格雷在1831年初首次的动议改革法案，被托利党掌控的下议院否决，格雷于是提请解散议会，提前大选，令辉格党人掌控下院，令法案取得支持。
但在下院通过后，法案又被上议院否决。格雷建议国王威廉四世大量策封支持改革的人士为贵族，遭到拒绝。格雷的建议被拒后，他宣布辞职，结果威廉四世召令威灵顿公爵组阁。可是，上议院否决法案一事触法各地出现暴动，而威灵顿公爵却未能成功组阁，使新政府流产，威廉四世于是唯有再命格雷组阁。
格雷重新上台后，再次要求威廉四世大量策封辉格党人士为贵族，以便法案在上院通过。这次威廉四世表示同意，但暗中却向托利党上院议员警告，不让法案通过将会后果严重，遂促使托利党上院议员倒戈支持法案，使法案得到通过。
英国议会能完成这次改革，是各种政治力量，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威胁和国内不断暴动的基础上才做出的妥协。即便如此，为了获得足够的改革动力，还被迫让国王册封大量改革派人士为贵族，才能在这个贵族化的议会制国家取得改革成功。
这就好比中国要改革，直接改革三大平衡权力中人数最多的那个地主阶层，皇帝直接让改革派的地主代表掌握政府，可惜这很难。皇帝对官僚集团的调整只能是局部的，局限在最高层的变动，一个丞相或者一个尚书的变动，很难让整个官僚集团都转变思想，更何况中国政治力量中，乡村地主这些在野乡绅的力量，是无法改变的。总不能没收保守派地主的土地，交给改革派地主吧。从这一点上来说，新中国革命成功的原理，就是因为改变了土地归属。
可是满清做不了这些，满清的皇帝，不管是嘉庆也好，道光也罢。他都无法彻底改变满蒙八旗掌权的状态，因为无论是在中国的时候，还是迁徙到中亚的时候，他都是一个小族临大国的局面。少数满蒙权贵是皇帝统治的根基，他只能让这些人掌权，就无法杜绝权贵腐敗的问题。
而且满清势力越是扩张，这个问题就越严重，因为越扩张，满蒙权贵的人数比例就显得越小，这类似于英国贵族数量始终保持在较小规模，反而更稳定，因为一个改革都需要加大贵族数量的国家，显然不存在欧洲那种贵族不贵的情况，少量，掌握绝对权力的贵族群体，是有利于稳定的。
嘉庆时候满清的这些问题还不明显，因为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平衡力量，就是汉八旗。当时满蒙八旗人口不足二十万，汉八旗在八万左右，统治四五百万的中亚回部民族，形成了一个满蒙权贵，汉人官僚，回部下层的稳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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