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毫不怀疑，如果不是中国在经营这里，换成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势力，都不会在短短五年时间内，让这里成为黑海的中心。
中国巨大的物力在这里聚集，然后输送到欧洲，是这里繁荣的基础。换成任何一个国家和势力，都不具备这个条件。
尽管中国的大宗商品，从东部地区出口欧洲，仍然在大量走海路，通过苏伊士运河，可是中国西部地区的物产，却一定是从黑海出口的。因为从中国西部进入东部地区，走铁路的话，跟到黑海的成本没有区别。至少广袤的哈萨克地区、乌拉尔伏尔加地区，伊犁地区，是一定从黑海通往欧洲更便捷的。
而那些对时间要求高，或者对成本不敏感的大宗商品，比如茶叶和丝绸，也会大量从中国东部通过铁路送到黑海出口。
至于真正的廉价大宗商品，确实走苏伊士运河更为划算，但廉价商品欧洲并不稀缺，欧洲的工业足以抵御其他地区的工业品流入，而且各国还纷纷构筑关税壁垒。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黑海对中国的意义甚至超过苏伊士运河。
对于苏伊士运河的争夺，毫无疑问是值得中国跟英国这样的海上强国开战的，那么一个经济和战略意义不输给苏伊士运河的黑海地区，中国绝不可能轻易放弃。俄国沙皇愿意签字也好，不愿意签字也罢，除非他们能直接摧毁中国，否则他们夺回黑海地区的可能已经完全消失了。
又因为沙皇不肯签字，不放弃对这里的名义主权，反而将俄国置于中国必须防范甚至打击的境地下。
在这样一个地区，俾斯麦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足以引起战争的矛盾冲突。
民族矛盾上，必然是有的。高加索山脉的回教民族，并不是一个容易驯服的民族。但俾斯麦分析认为，在中国那种军事化的移民状态下，居住在山区的车臣人等于是被山外堡垒化的中国移民困在了山里。他们即便叛乱，中国的正规军队甚至都不需要调动，这些堡垒化的武装村落就足以耗死他们，在辅助正规军的绞杀，他们最好还是不要叛乱的好。
高加索山脉那一边，是让整个欧洲诧异的满清帝国，他们从中国被驱逐出来，奇迹般的驯服了欧洲人恐惧了数百年的回教民族。当然他们那种驯服，是基于游牧时代的残酷杀戮基础上的，任何现代文明国家都不敢动用这样的手段。但这种屠刀下的征服效果，却也是任何文教无法比拟的。他们不但征服了当地民族，还用自己的高强度组织管理模式，彻底在这些民族中建立了统治。
满清帝国基本上不太可能跟中国为敌，这是西方外交界的共识。但这个国家中，确实有一大批始终坚持希望回归中国的顶层人物。不是那些从蒙古地区迁徙到在这里的满蒙权贵，恰恰是一批汉化的官僚，他们逐鹿中原的心思随着国力增强而越来越炙热。
满清的汉人官僚，最早是从伊犁地区跟着嘉庆迁移过来的，后来跟各种民族融合，还不断从中国拉拢失意的读书人，在中亚地区比中国平均资源多得多的情况下，汉八旗人口的增长速度比信仰喇嘛教的蒙古人高了太多，已经成为满清越来越倚重的族群。
尤其是两次占据波斯高原和两河流域两块农耕区域之后，汉八旗的人口膨胀极快，目前已经开始占到满清三千万人口中的一半。并且继续呈现出既比他们地位高的满蒙八旗，也比他们地位低的回部八旗更高的增长速度。
人口增加以及对其他民族的人口兼并和融合下，满清帝国在强权统治下正在逐渐出现一个主体民族，而这个主体民族总有一种回归心态。这种心态是不是会促使满清帝国跟中国开战，俾斯麦不清楚，但短时间内他看不到满清帝国拥有能跟中国开战的力量。
因为俾斯麦知道这个国家多次战争的结果，判断出他们的战斗力大概跟意大利軍队的水平相当，也就是欧洲二流水准，稍强于奥斯曼帝国軍队，稍弱于奥地利帝国軍队。依托八旗体系的高动员能力，这些年一直能够组织欧洲国家对其进行侵略和渗透。但跟中国竞争，则没有任何希望。
俾斯麦还在黑海地区跟一些来自满清的商人交谈，交谈中他发现，这个帝国的腐朽速度正在加快，他们开始失去了困居荒凉的中亚草原时候恢复的野性和勇气。整个帝国上层在用特权拼命搜刮财富，就如同他们的祖先入关之后，迅速寄生在庞大的汉人身上腐化一样。
他们在夺取了波斯之后，就开始了这样的腐化进城。吞并了大量的波斯人之后，嘉庆开始放开民间商业。波斯人和一些汉人开始转化为商人，但嘉庆时期的商人都还是小商人。
道光之后，迅速开始形成一大批特权商人。汉八旗中的商业势力，开始复制国内的特权商业模式，他们依靠波斯湾靠海的特性，开始成为垄断性的盐商；利用垄断中亚地区的草原部落交易，成长期了大量类似晋商皇商那样的角色。在商业领域一直打压、排挤波斯人，将波斯人挤压的只能在小商业中生存。
能跟汉人商人相比的，就只有亚美尼亚商人。他们人数虽然不多，可却是原住民族，他们在奥斯曼帝国中就是仅次于希腊人的商业群体，亚美尼亚被满清吞并之后，他们并没有像回教民族那样进行激烈的反抗，也没有遭到残酷的杀戮，他们顺从的被编入八旗。之后他们利用他们精通各族语言的优势，迅速成为跟国外进行进出口贸易的海商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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