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事乔仲登点点头，从舒服的餐桌旁站了起来，端了一杯专门为他准备的汾酒。
他一边整理着思路，一边开始说起来。
“中国吗，应该说比欧洲更复杂。中国当然也有市民，而且数量很庞大。我们每十年统计一次数据，大周十年，也就是去年刚好进行过一次统计。我们的市民数量我想各位肯定会非常吃惊，居住在县城、府城等大城市的人口呢，是五千万。”
这个数字确实很吓人，因为比欧洲所有国家的人口都多。
乔仲登继续道：“如果算上居住在小镇中，不直接从事农业的人口呢，是一亿人口还多一点。所以说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有西方领事不解道：“如此中国的市民人口，你们是如何防止他们革命的呢？”
乔仲登摇头笑笑：“没有专门防止，他们为什么要起义呢？”（革命是个日本翻译的外来词，在这个时代的中国语境中翻译为起义。）
西方领事道：“争权力，争自由！”
乔仲登摇头：“没人关心这个，如果换做是我，我也不是很关心这个问题。”
俾斯麦渐渐的走进中国领事身旁，跟他碰了一下杯子。
问道：“那你们的自由阶层，我指的是那些不受贵族控制的，居住在城市里的，可以自己选择职业的阶层，你明白我的意思。嗯，对这些人如何表达他们的权力诉求呢？”
乔仲登问道：“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人一定要向谁去表达自己的某种诉求呢？”
俾斯麦很纳闷：“如果不向权贵阶层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自己的利益该如何保障？”
乔仲登点点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说，因为欧洲的市民阶层，感受到他们的利益，没有得到保护。所以他们要向掌握权力的君主或者政府，表达他们的权力诉求。”
俾斯麦道：“没错，这就革命的意义啊。他们要求成立宪法，要求可以选举代表进入议会，去保护他们的利益！”
乔仲登道：“在中国应该没这个必要。官府不就是为了保护人的利益吗，不只是市民，还有农民。”
俾斯麦道：“话是这么说。但政府永远无法保护民众的利益，而且民众根本不信任政府，他们才需要一个替他们监督政府的机构，来保护他们的权力。所以他们要求选举权，要求能够选举代表他们利益的代表进入议会监督政府。而且要建立宪法，确保议会的权力。对了，你们的议会呢，我好像没听说过中国有议会？”
乔仲登点头道：“是的，我们没有设立过议会这样的机构。不过我还是觉得，官府就是保护民众的机构，议会完全是多此一举。”
俾斯麦道：“谁来监督政府？”
乔仲登想了想：“应该是皇帝！”
俾斯麦皱眉道：“皇帝难道不是跟政府站在一起的，政府是向皇帝负责的，议会才是向民众负责的吗？而且谁来监督皇帝？”
乔仲登摇摇头：“一个合格的皇帝是应该关心民间疾苦的。皇帝至少会怕老百姓起义，其实官府也怕。也不是怕的问题，官员和皇帝就应该是关心民众的。为民做主！”
乔仲登也不知道该怎么向欧洲人解释中国的政治思想，就好像他始终也不能理解议会的意义一样。
俾斯麦道：“如果皇帝不称职，政府也不作为呢？”
乔仲登道：“那就会爆发起义！”
俾斯麦点点头：“也就是说，你们也会爆发革命，只是我很少听过。不过按你的说法，其实情况也一样，都是在君主和政府不能保证民众利益的情况下，你们的民众也会革命。可是你们偏偏长期保持了稳定，法国大革命以及这次革命，你们都没有受到影响。你们的君主和政府是如何长期保持跟民众利益一致的呢？谁来确保这种机制，或者说谁来监督？”
乔仲登想了想道：“这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您似乎一开始就将皇帝和官府摆在了百姓的对立面。如果我们的君主迫害百姓，被称之为无道。在古时候，这种无道，即便百姓没有起义，也会有诸侯讨伐。但后来吗，君王无道，往往就会亡国。昏君确实也有，但如果君王昏聩，臣子应该劝谏。臣子如果作奸，又是君王惩处。”
俾斯麦点头：“您的是意思是，中国的君主和臣子是在互相监督？”
乔仲登道：“臣子无权监督君王，只是劝谏。”
“君主如果不接受呢？”
“死谏！”
俾斯麦沉默了片刻：“我可以理解为，如果一个君主违反或者伤害民众的利益，政府的官员只能通过被动的劝谏，而且必要的时候用自杀来威胁君王改正立场？”
乔仲登道：“差不多是这个状态，不过极其罕见。很少有昏君昏聩到不听劝谏，导致臣子死谏依然不听的程度。如果有这种昏君出现，往往就是改朝换代的时候。”
俾斯麦道：“那你们的改朝换代会有多久？”
乔仲登道：“时间不一定。长久的朝代两三百年，三四百年也就到头了。短命的几十年，甚至更短。不过宋明至今，大都能绵长两百年。”
俾斯麦忍不住摇摇头：“两百年一次革命！”
乔仲登颇有些骄傲。
俾斯麦越来越感兴趣了：“那你们的市民阶层，他们无法通过议会表达自己的诉求。那你们的政府如果要征税的时候，通过什么方式进行呢？如何确定一个新的税种的合法性，而且让民众接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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