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不久之后, 就迎来秋收。
没有化肥, 没有农药，也没有新品种的年代，粮食产量很低。
种的玉米是‘小粒红’和‘大白豪’, 一般亩产是四百斤左右, 最多也不超过五百斤。
秋收前, 公社会安排人下来进行‘估产’, 莫大队长会好好的招待这个人。
因为是根据‘估产’后，才确定应交的公粮数。
公粮是必须要交的，但是能少交一点，村民就能多吃一点。国家收公粮每斤给的钱，起初是六分七, 后来涨到八分七。
不过，村民交的公粮是要扣除水分的，一般扣百分之十三, 也就是，交一百斤苞米，实际就等于交了八十七斤。
莫大队长为了村民能多喝一口粥，那是使出浑身解数去攻克那个下来‘估产’的领导, 酒喝了, 烟抽了，粮食也送出去了。
结果自然是可以商量的。
不光是莫大队长一心为村民, 其他几位领导都不错, 会计也是个老好人。
有一回, 生产队分布票，剩了一丈二尺，都提出给他吧，因为那年会计的大儿子结婚，正好买点布料，添床被面，可愣是被他拒绝了，把一丈二尺布票让给了老烈属。
生产队不论分钱、分粮、分菜还是分油，会计是一分一毫的光没沾。
秋收过后，该上交国家也上交了，剩下的便是分粮的大事了！
村民的口粮标准是三百六十斤，叫做‘够不够三百六’，这‘三百六’是指皮粮来说的。
就是皮粮，真正到手的也没有三百六十斤。
村民分的地瓜是四斤顶去一斤粮，土豆是六斤顶去一斤粮；还有，因为秋天秋收时，不可能完全做到颗粒归仓，必然有些损耗，比如豆子炸夹会崩掉豆粒、玉米丢棒等，这些秋收损失的粮食也要从农民的口粮中扣除，一般每人每年大约扣十斤口粮。
这样，每人每年实际分到手的口粮约是三百二十斤，再扣除加工的糠麸，得到成品粮约二百五十斤，每天每人的粮食定量约六七两，又因为那时没有什么副食。
所以挨饿是常态。
大多数村民都是面黄肌瘦，生产队里根本就没有肥胖的人。
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情况，下面说件开心的事吧。
莫大队长去里水县开会时，通过生产队的分配得了一辆自行车。
事情是这样子的——
当时的自行车是凭票购买的，实行配级制度的，需凭‘自行车证’或者‘侨汇券’去购买。
何为侨汇券？
即香港、澳门及海外华侨为了改善国内家眷的生活，从国外寄回来的港币、葡币及一切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按照当日汇率通过银行交收成侨汇券和一定的现金。
比如说，买一辆自行车需要一百五十元，那就需要拿着一百五十张的侨汇券或者积分购物券去购买。
另一种获得自行车的途径是通过生产队的分配。
以村为单位的生产队在里水县多达上百个，但今年只有十几辆自行车，因此自行车的分配都是各个生产队大队长以抽签或者轮流分配等方式去获得名额。
而今年莫大队长就获得了这个名额。
当莫大队长从里水县回莫家村时，是推着崭新的男士二八杆自行车，一下子轰动全村，淘气大胆的男孩子想上前去摸一摸，家长们一下子拍开他们，摸坏了拿什么去陪啊？
可五十出头的莫大队长是个大方爽快的，不光光让男孩子们上来摸，还让队上的男人们都过来学着骑。
头一个要学的就是他自己，不见莫大队长是推着自行车回村的吗？他也没有学过呢。
“红军，过来，扶着老叔。”莫大队长直接点了三叔莫红军的名，是他这一回上县城没有带那么多钱，不是没有带那么多，而是根本没有带钱，就算是全部带上，谁家有那么多钱呢。
他们这些大队干部是有报酬，可却没有领工资的，每个生产队约有四名干部，是生产队的社员负担的，大队四个有大队长、书记、妇女主任和会计，每人每年补助一百到三百个工时；一年到头与社员是一样的，约莫就十几块钱。
“来了，来了，老叔。”莫红军特机灵，上前就扶着自行车的后座，道：“老叔，你上来吧，我扶着牢牢的。”
“好咧，你什么时候再去县城，记得帮我办件事儿。”这小子每个月都有那么两三回请假去县城，是在找什么临时工的门路吧。
“成，老叔你指示。”
“这自行车得一百五十，我不没有带钱吗？当时我就去你大姑家这样一说，她立马出去借了一圈，给了我。”
“大姑就是爽快，当初那房子，也是这样子，那是六二年的时候，她出钱将自己厂里剩下的砖瓦一买就送了过来，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呢。老叔，要不这样吧，让我也出一部分钱，我有事去县城，就让我也骑上一骑，你看如何？”那些砖瓦是没有花多少钱，可是一般人有钱也没地方买去。大姑是个精明的，明明家里有钱，还非出去借一圈。
“要借，老叔还不借给你吗？这样见外，老叔与你爹可是同一个爷爷的堂兄弟呢。”莫家村这一大队大多数是莫姓人家，家家户户祖上都连着亲，因此没有出现你举报我，我举报你的荒唐事。解放初期，莫家村就没有一个地主成分出现，一听到风声，就将莫家村小地主名下的土地先分上一分，最后那家子因为名声在外，还是得了一个富户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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