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即便在弘光朝廷再没有权利，南京内阁也不可能屈服于南京官员们的压力，谁才是顶上的天、谁才是衣食父母，不言而喻。
有着钱谦益领头的内阁压制，底下群臣抨击再激烈，亦无法改变赵当世改封之事成为定局的事实。
南京百官的反对，早在赵当世的意料之中，但说实话，他并不放心上。东林党等党派虽名为清流，可对朝政的影响实为浊浑，至少赵当世对这些旧官并不信任。他之所以在南京立内阁、定百官，为的不过给天下个交待，亦是稳固新朝建立初期的手段之一，真正的军政大全都在范京的赵营嫡系班子的掌握。
早在元末，当时从诸路义军中脱颖而出朱元璋在成为韩宋小明王韩林儿龙凤政权的头号权臣后便开始有意采取权力分离的手段摆脱龙凤政权对其统一事业的掣肘，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军权。为了不刺激其他势力造成负面影响，朱元璋采取了不撤销中央军事领导机构行中书省的循序渐进的方式，即先将龙凤政权下行枢密院改为大都督府，用以节制诸军事。
大都督府建立后，朱元璋任命自己的侄儿朱文正担任大都督府都督，大都督府起先只有朱文正一人在职，但朱元璋随后通过先将官员纳入自己直接掌握的龙凤政权行中书省、继而慢慢将当中的军事人员转调大都督府的方式将具有军政合一性质的行中书省的军事权力慢慢剥离，最终完全归于属于自己的大都督府，大大加强了朱元璋对军权的控制以及军队领导权力的单一纯正。
通过此举，朱元璋还有效提升了自身集团的军事凝聚力。譬如邵荣，他本是朱元璋旧主郭子兴的主要将领，郭子兴死后在朱元璋军中地位甚高，与常遇春、徐达并列，甚至后来出任了枢密院职位最高的枢密院同知，地位高于其他将领，但是并非朱元璋嫡系。朱元璋改革行枢密院，原先枢密院官员没有转去大都督府，而是先转去了行中书省充职，像邵荣成为了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常遇春成了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徐达成了行中书省右丞等等此类。行中书省为朱元璋直管，邵荣从相对独立的行枢密院剥离，受到了朱元璋的直接牵制，从此无法施展，乃至于最后走上谋叛的不归路被杀，这亦是朱元璋纯净政权的权术。
赵当世隔绝范京与南京的联系，主要在于政事，但学的是朱元璋对于军事的处置。他先天条件比朱元璋好，行动起来自是顺风顺水能少费许多周折。眼下大敌在外，赵当世对内维持南京现状即可，南京有钱谦益坐镇，以下百官只凭张嘴，没有实权，掀不起什么水花。假以时日，待天下渐定，重新革新朝廷百官自会提上日程，到了那时候，奉赵当世者留、反赵当世者走，必然没有左梦庚进南京时那般温和过渡。届时即便南京官员尽数下野，赵当世也不担心，江山代有才人出，只要留有位子，自不乏人杰足堪其任。
范京天使到达西安府册封赵当世，赵当世按惯例推辞。推辞再三，朝廷皆不允，赵当世遂言“不敢拂圣上隆恩”等言语，接受了册封。
自是，宋王、天下兵马大元帅赵当世之名迅速传遍天下。
赵当世既改封，厉兵秣马。当下聚兵关中，有起浑、效节、昌洪左、昌洪右、镇筸、青桐、奉义前、奉义中、奉义后嫡系九营以及黄得功、张应元、王允成、赵‘荣贵、刘贵、马万年、三谭、朱化龙、赵光远、李际遇等部，共计大兵七万余。
陕西一平，后顾无忧。赵当世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名义誓师北伐。除了从关中出发前往山西的七万人，更分遣使者，快马去往山西大同府、河南卫辉府、南直隶淮安府，对侯大贵、广文禄、左梦庚等同定参与北伐的各军总管，指示协同作战的部署。
同样是在八月初，晋北局势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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