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军在东北与满人战在一起时，明军在小凌河附近大败满人大军的消息已传得天下皆知，崇祯在得到祖太寿的奏章后龙颜大悦，从崇祯登极已来，朝庭战事就没有停过，除了对农民起义军间或有大胜外，对于唐军和关外的满人从来就是有败无胜。这次将满人主力歼灭，绝对值得大誓庆贺，对于祖大寿后面所说的唐军已到关外之事，则自动忽略。
此时正是朝庭赋税入库之时，暂时不用为钱粮发愁，一时崇祯忘了对祖大寿以前的种种猜忌，赏赐甚厚，朝臣也不失时机的歌功颂德，仿佛大明的中兴就在眼前，全然忘了各地迫在眉睫的灾情。
今年闰四月大旱，其中河南最为严重，河南的开封府上书朝庭：“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大旱之后又有蝗灾，四五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最可悯者，县城外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
崇祯读到此奏时，也是涔然泪下，他再次命令宫中栽减用度，并下《罪己诏》痛责弊政，道：“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官皆谋私，如同商贾，朝廷已经下令免征，官员旨私征，摊派不摊富专找贫；审案断狱则有理断成无理，为官者姑息养奸，又有皇亲国戚、功勋世家贪心不足，任由家人横行京城。乡绅则不知廉耻，鱼肉乡里，收纳流氓无赖为爪牙打手；如此景况，小民谁能安枕？”
崇祯虽然看得明白，也下了《罪己诏》，诏中却全是为自己开脱之词，只是指责大臣，富户，却拿不出具体的办法，他只能下令各地官府自救，劝富户募捐，只是他让郧贵们为保社稷助饷，仅得二十万两银子，想让各地富户主动拿出粮食救人，无异是痴人说梦。
崇祯十年的大灾，其实在去年就有苗头，有一位江南武生李进就提出了一项合理的办法，即搜刮江南缙绅富户弥补过用。李进的话说到崇祯心里，可是他一向视缙绅富户为国家支拄，他虽然可以动则杀戳大臣，却没有魄力得罪整个江南的富户。
这些富户和朝中的大臣，郧贵也是纵横交错，他虽然知道若是采用李进的办法，国库会充盈，各地的灾情也可救助，只是会遭到大臣们的群起反对。大学士钱士升要将李进下狱问罪。崇祯以“广开言路”为由斥责钱士升，并未追究李。但是李进的上疏建议，结局却是“放之已足”，置之不理。
崇祯只能玩一些“减膳”、“撤乐”的把戏，但只闻雷声，不见雨点，具体措施不见半条，口惠而实不至。各地受灾百姓的处境私毫不见改变，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臣们私下批评崇祯“汲汲于要誉”热衷于沽名钓誉，崇祯批评大臣皆是亡国之臣。君臣之间互相猜忌如此。
却说河南如此大灾，朝庭也确实下旨减免河南的钱粮，只是崇祯自己也说得明白，今官皆谋私，如同商贾，朝廷已经下令免征，官员皆私征，朝庭下旨减免河南的钱粮却半点也落不到实处，催征钱粮要先收火耗，钱粮不收，官员的火耗何来。
在朝庭大势宣扬自己大捷时，河南的一场风暴却即将来临，河南的杞县、太康本是穷地方，只因田赋较重，地方官吏吃‘火耗多，做官人就称之为‘金杞县、银太康。”如此天灾下杞县县令宋某仍然在不停地催征钱粮。
杞县百姓苦不堪言，在杞县的李信实在看不下去，遂面见县令宋某，冀望以李家的影响，稍舒民蹙，他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暂休征比”，一是“设法赈给”。
李信因乃父李精白官至督抚、加尚书衔，都恭称他“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义，在杞县一带很有名望，宋县令对李信不敢怠慢，对李信提出的二条却推三阻四，道：“上官有令，若不征比，将何以应？”
至于第二条，则道：“本县钱粮匮乏，止有分派富户耳。”
李信一听，宋县令也说得有理，征派是上面的命令，而赈灾之事，县里穷得叮当响，无力顾及。 如果要分派富户，那就从自己做起吧。
李信回到家中后，捐米两百余石，在府外施粥以赈济灾民，希望别的富户能够跟进。只是灾民实在太多，两百余石米不到十天已经用完，其他富户却无一人跟进。
灾民们愤怒了，当成千上万的人将成饿殍之际，富人的庄院里，却堆着小山的粮食，等待着慢慢高价出售，来换取饥民们手中仅有的农田，祖屋，甚至妻女，许多人不甘心如此，他们包围富户，要粮食，要富户以李公子为例，不从，则焚掠。
杞县的富户大惊，忙找到县令宋某，要求宋某下令制止，宋县令平时没少得富户们的好处，马上贴出告示，警告饥民：“速速解散，各图生理，不许借名求赈，恃众要挟。如违，即系乱民，严拿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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