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问的问题是：“关键谁能保证前朝控制不好，到了我们手里就能控制好呢？”
天启皇帝朱由校提出了问题的核心，而且还非常的精准。
而韦宝韦爵爷的回答却是，可以将海关和水师都交给东厂太监们去管。
韦爵爷的话，可以称得上技惊四座了，任凭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答案。
因为韦宝看的很明白，皇帝唯独担心的，最最担心的，就只有一条，经济失去控制，钱到不了自己手上，水师失去控制，养出海上的军方。
韦宝将钱和军队都交给太监直接管理，一下子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但是韦宝似乎忘记了一件事，大明的太监只能偷偷揽权，至少不是名正言顺的，所以言官们才敢于一个个的跳出来撞墙当忠臣。
在中国历史上，如果皇帝将君主权力赋予一部分给自己的家奴--宦官，让他们去干预朝政，就会形成宦官专权。
这种现象的形成可能有两个决定因素，一个是皇帝受到来自外朝文官集团，包括带兵武将的威胁，另一个是皇帝个人权力与文官集团权力的对比。
前一个因素决定皇帝重用宦官的权利有多大，他感觉到来自文官的威胁越大，就越有可能提拔宦官，让他们去制约外朝群臣。
后一个因素决定宦官干政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就算皇帝极力想提拔宦官，但如果文官集团足够强大，就能挫败皇帝的努力。
洪武初年，朱元璋规定宦官不得读书识字，不得干预政事，对宦官控制很严。
朱棣因夺帝位曾得助于宦官，故视他们为亲信，设东厂，由宦官主持。
宦官开始取得出使、专征、分镇等大权，为后来的宦官专政提供了条件。
宦官专权，始于英宗时的王振。
王振因得英宗宠信，权势益炽，跋扈不可制。
明初鉴于前代宦官之祸，制铁牌置于宫门，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
防范严密，宦官无机可乘。
朱棣起兵“靖难”，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许多宦官立过战功。
如狗儿、李兴、郑和、马靖等，开始受到重用。
“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
虽然宦官参与了不少政治活动，但还没有达到专权的程度。
明英宗时，开始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
太监们可以利用司礼监干预朝政。
在宦官24衙门中，司礼监提督、掌印、秉笔、随堂等太监，权力极大。
“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
势焰在内阁之上。
操纵政府官员的任免，甚至左右内阁大臣的去留。
提督京营和监军统兵。
担任镇守和守备等职务。
操纵厂卫，实行特务统治，残害官民。
大明朝的太监们，权力升级，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即成化以前的王振专权，成化年间的汪直专权，武宗时期的刘瑾专权，熹宗时期的魏忠贤专权。
正统年间，王振在朝中擅权，屡次对麓川用兵，劳师糜饷；挟英宗亲征瓦剌，致遭土木之败。
成化年间，由于明宪宗耽于逸乐，不问政事，遂使宦官得势。
有名的宦官有汪直、尚铭、梁芳、钱能、韦兴、陈喜、王敬等人。
其中以汪直最为有名。
汪直在皇帝授意下，建立西厂，所领缇骑倍东厂，势力大大超过东厂和锦衣卫。
逮捕朝臣，有时先下狱而后奏闻，有时旋执旋释，竟不奏闻。
屡兴大狱，激化了朝臣与宦官的矛盾。
宦官依仗权势胡作非为，人们“只知有太监，不知有天子”。
武宗时，宦官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称为“八党”，也称为“八虎”。
刘瑾最为专横跋扈，大臣的奏章要写两份，必须先送刘瑾，然后才送通政司转给皇帝。
内阁大学士焦芳、曹元都是刘瑾的党羽，焦芳甚至跑到刘瑾家中去办事。
北京城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朱皇帝”、“刘皇帝”，或者叫“坐皇帝”（武宗）、“立皇帝”（刘瑾）。
明末皇帝不亲理朝政，大权由贪婪的宦官集权把持。
魏忠贤就更加不用说了，炙手可热，权倾朝野。
“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
许多官僚认他为义父干爷。
他凭借厂卫广布侦卒，陷害百姓。并勾结熹宗乳母客氏，专断国政，兴大狱，杀东林党人。
自称九千岁，下有5虎、5彪、10狗等徒子徒孙，阉党遍布全国，权势达到了顶峰。
宦官不仅在政治上弄权，而且在经济上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勒索大量财富。
王振家藏金银60余库，刘瑾家有黄金24万锭又57800两。
宦官专权，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加重了人民的苦难和社会不安。
对于中国的历代王朝而言，如何处理好宦官问题，是一个颇为费脑筋的事情。
强如汉唐，也因十常侍之乱和甘露之变而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与汉唐相比，明朝的宦官问题颇有特色。
在明朝，宦官们虽然没有东汉末年和晚唐时宦官动辄废立皇帝的巨大权力和嚣张气焰。
但有明一代，宦官们得势之久，巨监权监数量之多，可谓世所罕见，为其他王朝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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