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百年前马大叔和恩大叔嘲讽欧洲的那些所谓的“贵族革命党”时所用的话，一样可以用在一百多年后，1940后的印度诸多党派身上，无论这些党派的首领是叫甘地还是叫尼赫鲁都不例外，只需将几个关键部分的词汇稍作改动即可：如将贵族替换成“高种姓的革命者”，资产阶级替换成英国殖民政府和土邦首领，僧侣、基督替换印度的各个宗教。
1941年欧洲战争结束后，英属印度的境内，出现的最诡异的现象就是：这里林立的各类党派，一边继续进行“和平闹事”，想要争取印度脱离英国控制独（蟹）立建国。另一边，这些党派和他们所属的印度上层阶级，却东、西两个方向发生的变革警惕性十足，在打击印共一事上，坚决地站在了英国政府这一边。
“被英国人殖民，那是失去尊严和少量钱财的问题。（反正可以从底层身上再刮回来）被布尔什维克解放，那就是失去所有一切的问题。”
由阶级性属性带来的利益问题，是决定一切党派的政治倾向的关键因素。
在宣传上，英属印度境内的地方高层势力首脑，五花八门的各类党派，已经不再象1940年中苏两家打到印度边境时那般狂热，反而是异常冷静地坚决站在英国殖民政府这边，对着中苏两国大肆指责，指责他们“分裂印度”，无耻的“强盗和流氓”。
1940年后，英国殖民政府加大了对控制区内印共的打击力度，在过这程中，印度国内的许多党派和英国人暗中通气，提供情报，印共在英属印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当然，这些印度的诸多党派，倒也有聪明人，懂得玩两面三刀的把戏。他们和英国人的合作打击印共，不少是偷偷摸(蟹)摸进行的。象甘地领导的国大党，作为印度最大的党派，他们一方面和英国人暗中联系泄露印共的活动情，另一方面却也偷偷地联系苏联人和中国，而自身在印度表面，却摆出不发一言的伪中立嘴脸。
不过这些党派的两面三刀的嘴脸，很快通过阿尔托利娅传到了林汉这边，然后又传到中方那边。
中方上层本来还存在着一些天真的“国际主义人士”，但在拿到林汉传来的情报，看清了印度这伙人的嘴脸之后，哪怕是再天真的“国际主义人士”，也被刺激得愤怒起来。
印度境内各大分离主义政党的嘴脸和本质，老谋深算的英国人全看在眼里，他们也顺势推波助澜。让人在当地上层中炒作“布尔什维克瘟疫威胁论”，令印度各地的土邦政权因为抗拒和恐惧“赤化”而不敢脱离英国政府的保护。1940年休战之时，受到美国的威胁，加上战争中损失惨重，英国人在印度的控制力一度降低到最低的冰点，但是他们还是撑了过来，一个极重要的因素，就是印度当地的中层和上层，害怕独立后失去英国的保护，让东边和西边的红色势力入侵变色而失去一切。
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两个矛盾上，印度中上层阶级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那个。
一年战争结束后，在阿尔托利娅出现前，英国人为了增强对印度的控制力，打着“反对布什维克化”的旗号，在印度组建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同盟军”。
这支所谓的“反对布尔什维克同盟军”，其本质上，和苏联建国战争时的“白军”差不多，其大部都是由印度各个土邦的头领提供资金，英国人提供武器和军官，组建的目的，就是一旦中苏两家再度对印度发动战争时，就由支同盟军顶到前线去当炮灰。
这是在阿尔托利娅出现前，英国人在战后三年里采取的应对方针。
而阿尔托出现后，意识到其“神使”的身份，通过宗教给印度洗脑的巨大好处后，英国官方开始有了新的想法。
从1935年起，英国人在中国就遭遇了红色中国的士兵。
在那场战争中，英国战败，最后被迫灰溜溜地滚出了中国。战争过程中，那些“红色布尔什维克”在战场的英勇无畏的作战意志，尤其是在舟山群岛上的苦苦坚持了一年游击战，伤亡超过七成却不肯投降，最后以胜利者身份离开的中方游击队员，给英国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狂战士”，这是战后英国参战军人给对手打出的评价。
英国人对布尔什维克那一套理论的理解比别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深，他们在宣传上攻击对手时，就很爱用这是一支“宗教式狂热的军队”。
虽然英国政府这么“宗教式军队”攻击对手，但实则心里充满了酸溜溜的味道，他们心里也很想建立一支类似的军队。
著名的“英奸”丘吉尔在曾在战争期间说过一句很无耻的话：在最后一个印度人死(蟹)光之前，大英帝国都不会与德国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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