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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城有守军万余，连同随军家眷，合计四万人，没有平民百姓，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战争堡垒，许多军卒把关城当作了自己的家，生根繁衍，守卫家园，也保卫自己的妻儿。
这与坞堡较为类似，在应对外敌上具有相当的凝聚力，但是曹嶷打错了算盘，东海军不仅有战无不胜的威名，还有不虐囚，不凌辱妇女，不抢劫财物的美名，对上这支军队，不是万不得己的时候，谁又愿意死战到底呢？
把几万人初步收编需要时间，按照作战计划，是稳扎稳打，缓步推进，东海军暂时在关内驻扎下来，杨彦与田锐长谈之后，了解到此人胸无大志，得过且过，不是开拓进取型的人材，却又颇有经纶，对自己治政理念的理解没太大障碍，适于内地州郡，因此任为鲁郡（今山东曲阜）太守，长史将由刁协与崔访协商后指派，杨彦不干涉。
东海国治下州郡的长史由相府派出，这也是一种权力制衡。
恰好鲁郡空虚，百十里都见不到一个人，未来收编完成，田锐将携部分守军及全部家眷往鲁郡赴任，填实当地，另一部分军卒会随着杨彦上路。
而穆陵关于临走之前，将以爆破的方式拆除，毕竟关卡易于地方割据，同时关城的另一个作用，是作为税卡，向往来客商征税，这是杨彦坚决禁止的行为。
随着东海军的推进，一切的税卡都要取缔，商品流通环节不允许地方或个人征税，因为已经从源头上，对矿产征了增值税。
根据容娥与崔访制定的标准，石油征15%，原煤征10%，黑金属征8%，有色金属征8%到15%不等。
其中金银较为特殊，同时具有货币与藏品的双重属性，作为货币时征税，有悖于等价交换的原则，形成事实上的双重征税，对纳税人不公平。
但是作为藏品时，金银又具有商品属性，具备征税的条件，而只对藏品金银征税，货币金银与商品金银之间的税额差会产生不菲的利差，货币将被市场融炼成首饰套利，流通的货币越来越少，逐渐陷入通货紧缩，最终金银又成了压箱底的传家宝，杨彦的所有心血白废。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不难，对金银免税即可，只是不征杨彦心里不舒服啊，白白便宜了打金银首饰的，因此金银税统一为5%，算是在增值税的基础上，再小撸一把羊毛。
不过因其免了直接征税的环节，民众感受不强，无非是感觉东西涨价了，却是料不到，他们购买交换的每一匹布，每一只馒头，每一双鞋子都是含税的，甚至自家种的粮食也包含了税款。
有鉴于此，除养路费，一切的流通税必须取缔。
开征养路费的目地不为收税，而是缓解道路建设与维护的资金压力，安置部分道路养护和驿站人员，主要来自于年老体衰和伤残军卒，并且养路费只对车马征收，行人有本事扛着走，扛再多都不收钱。
……
建康！
这日，司马绍在宫中双眼赤红，大发雷霆，持着檄文的手都在剧烈颤抖。
“晋永昌三年四月己酉朔，己巳，东海王司马冲，大将军王敦、征东将军王含、西阳太守邓岳，丹阳尹温峤，武昌太守周抚等，告州刺史、部监、太守、各大夫、将军、校尉：
伪临朝绍者，黄发黄须，夷狄遗种，窃居华夏，欺瞒天地，悖道逆理，累受东海世恩，却矫托天命，伪作符书，欺惑众庶，震怒上帝，反戾饰文，以为祥瑞，戏弄神祇，歌颂祸殃，楚越之竹，不足以书其恶，天下昭然，所共闻见……
方今晋室陵迟，方畿之内，简练之臣，皆垂头搨翼，道路以目，虽有忠义之佐，胁于黄须儿，焉能展其节？
今东海王统胤重立，王冲仁德明理，性善温和，以为大任，天下英豪不堪黄须儿凌辱，奉晋室正朔，推举大将军王敦为盟主，领军百万，讨伐伪主。
伪主绍不应心存侥幸，妄图螳臂当车，奉玺缓，坦臂牵羊，自去伪号，于宫门谢罪，或可免其一死……“
今年本是太宁二年，但是王敦发檄讨伐司马绍，自是不可能承认司马绍的年号，沿用了元帝末年的永昌，檄文中通篇未提牛继马后之事，这事如果揪出来说的话，连司马冲也不合法，而王敦的第一阶段目标是以司马冲代司马绍，第二阶段才会祭出牛继马后这一杀器，把司马冲搞下去。
”逆贼，逆贼！“
司马绍发狂般的大骂，随即把檄文重重扔在地上，一脚又一脚的，狠狠跺去。
阶下，群臣数量与往日相较，明显少了很多，王导王彬在家称病，荀崧荀邃也不见影子，陆晔据说回了吴郡老家避暑，陆玩名义上还挂着王敦的长史，不敢上朝，顾和也寻个由头跑了，纪瞻年老体衰，时日无多，闭门不见客，吴姓士族的重要人物，也只有尚书张阖在朝。
看着那稀稀落落的人影，司马绍真正的感受到了什么叫悲凉。
这一刻，他最恨的还是杨彦，前一阵子，朝庭不断派人去试探王敦的情况，如侍中阮孚，王舒子王允之，毕竟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对现有秩序的一次重大冲击，对于即得利益者来说，还是倾向于求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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