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理君、沈醉下去后商议，郭显声也加入其中。
三人决定监视和抓捕工作由行动组来负责，不用沈醉和郭显声手下的人，因为这些人搞别的可能还可以，搞特务工作不在行。
赵理君算了一下，这个待捕行动日期不定，暂停一些不重要的工作后，行动组能抽出十几个人来。怕还不够。又请戴笠从区部抽了七八个特务过来。
除了八个特务坐开行动组的小车守在新新旅馆附近日夜监视之外，又由吴乃宪出面，“说动”了新新旅馆经理，将刘妻两边、对面房子的旅客悄悄调换了房间，换成了监守的特务住了进去。还有四人白日化妆成小贩、车夫守在“新新”门口。到夜晚就和其余人挤到那三间房里面，打地铺，轮流注意刘妻房间动向。也算是守得滴水不漏。
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
到第六天凌晨又是四五点钟，刘妻又悄悄带着三个孩子出了旅馆房门。她肩挎包袱。怀里抱着熟睡的最小的孩子，另两个大些的孩子一个扯着她的衣襟一个跟着，悄悄地出了门。两个大些的孩子也听话懂事，仿佛知道所做的这些都关系到母亲和自身的安全。
都快走到楼梯处了，怀里抱的那孩子不知怎么惊醒了，“哇”地哭了，刘妻情急之下忙低头用嘴堵住了小儿的嘴･･････
本来刘妻对面房的特务是分班监视，五个人一人两个小时。是将门留一条缝儿，然后趴在那儿张望对面。这一连五天过去了，监视的人也就有些疲了，也不站了。值班的盘腿坐在地上透过门缝往外看。
人坐着就比站着容易犯困，更何况才被人叫起来换班，那坐在门边的特务看着看着头就乱栽，所以刘妻带三个孩子走他并没有看到。但是那小儿“哇”地一声在寂静的走廊里带着回音他却听见了。一个激灵，扑闪了几下眼睛，灵醒了。从门缝里往外一张望，怎么看对面的门象是没关上。于是站起来轻轻开了门，走到对面门边拿手轻轻一推，确实是虚掩的。听里面没动静，又推大了一些。借窗户外路灯的朦胧亮，怎么看两张床上好象没人。这特务心里一惊，索性轻手轻脚走到床前，果然没人。这特务还算有经验，没有先慌张喊人，而是先到被窝里摸了一把——还热着。又赶忙来到窗前推开窗探身往外一看，见刘妻带着三个孩子已出了旅馆，都往东走出三十多米远了——这要是大白天人多，或者现在外面有个黄包车，这人估计就找不着了。
这特务骇得脑瓜仁发凉，紧忙回房间推醒了那四个，那四个光一听“人跑了”这三个字，比当头泼一桶雪水还灵醒得快。也顾不得通知另两个房间的，跟着那特务出门就撵。
也算他们走运，刘妻带着三个孩子走不快。五人往东追出去六十米远，便看见了在前面的刘妻带着孩子。
追到了人五个人这才算松了一口气。他们也有经验，分成二一二阵形，相互之间拉开二三十米的距离，既隐蔽也能互相照应。
刘妻对上海也不熟，只是漫无目地的乱走･･････
天虽然还蒙蒙亮，但街上也有了零星的行人。
一辆黄包车从街上跑过，先分别经过了那五名特务，最后经过了刘妻。
车夫见这女人穿着似有钱人，又连抱带跟着三个孩子，便故意放慢了脚步。
刘妻正等着黄包车呢，见了忙叫住了。上了车。让拉到大马路（南京路）东亚饭店。
不远处跟在后面最近的两个特务一看刘妻带孩子们上了黄包车，一下子急了。
两人前后一瞅，没看见有黄包车。却见后面一个穿长袍的男子骑了辆自行车过来，两个人想到了一块，互相望一眼，就冲过去挡住了那男子。
“我们是政府人员，有紧急公务用下你的车子。”
那男子道：“那不行啊，我还要赶去上班呢！我也是政府人员啊！”
这男子看这两特务不象好人，他本身确实也是税务部门的公务人员，自然不能让把车子给骗了。
这两个特务正急着，哪有时间跟他多讲道理，上前一把就将他从车子上撕了下来。车子也倒在了地上。
“啊！抢劫啊！”这男子喊了起来。
两特务拳脚就上来了，后面跟着那个特务看见了，紧跑过来，到跟前帮忙就拳打脚踢。
一个特务松了手道：“你们几个先看着，我给咱们追人去！”
他过去扶起了自行车，急急上车，就往前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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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妻坐黄包车到了东亚饭店，按丈夫所教，说想到四五楼订间房。
前台接待员一查，四楼客房满，五楼还有，就给刘妻安排了一间。
中午，刘妻到前台借了纸笔，写了一张“内有家眷，请勿打扰”的纸条，贴于所住房间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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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刘燧元。坐火车到了天津。在天津呆了一个礼拜，算日子妻子应该已经带孩子赶到了上海。
刘燧元着长袍、礼帽，戴了才买的石头镜，提了小皮箱，去往火车站，准备从天津坐火车到上海。
他买了到上海的车票。进了火车站后却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候车室、检票处一些年青男子在那里“无所事事”地转来转去，东张西望，看着很可疑象是特务。
刘燧元警觉性很高，怕这些特务在这里是与自己有关，不动声色地出了候车室，离开了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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