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内白天也亮着灯泡，就象巡捕房的拘留室一样。没有时间观念，只知道外面由亮转暗变黑了．．．．．．织云的人渐渐有些麻木了，如同此时的胃一样。从早上到巡捕房吃了一个馒头后，到现在织云没有吃一口东西，饥饿的肠胃由开始的饥饿感到咕咕叫、再到一些微痛、到现在的麻木．．．．．．麻木有时也是一种保护，如果一直是清醒的思考，只能让人产生无尽的痛苦．．．．．．
一个班次十二小时内只准向监工举手示意上两回茅厕。听另一个女孩子叫，织云才知道带自己上机的女孩子叫小喜子。
小喜子已经上够两回茅厕了，这时候又有些尿急了，这也难怪她，喝得是那样稀汤寡水的粥，各人的体质又不同，有的人尿多一点儿是正常的。
小喜子走路都有些变形了，站在那里手忙碌着、两腿却夹紧不时来回交叉着。
监工过来了，一脚踹在小喜子的腰上：“你两腿在那里扭来扭去做甚么！”
小喜子顺势一泡尿顺着裤管尿了下来，洇湿了单薄的“棉裤”，完全没有了一个十五六岁女孩子的矜持。
等下一班女孩子走进车间换她们的时候，织云才知道，噢，原来已是快凌晨四点了。
下一班的女孩子也就是她们接的上一班，她们虽然长久地在一个车间、住一间屋子、盖一个被子，却永远只有接班时的一面之缘。
出车间的时候，排成了两排的她们被两个女人在门口挨个儿搜着身，那两个女人是两个监工的老婆。
不知道这些女孩子的身有什么好搜的？织云想。车间能有什么可偷的？棉花？锭子？除非有吃的，要不然这些女孩子偷这些有什么用呢？每天不是在厂里就是在“宿舍”里，与外界的唯一接触就是阿虎和另一个队员带她们过马路时。
回到那个院子，洋铅桶盛装的“粥”已经搁在了院内的方石板桌上，女孩子们一窝蜂似的跑回屋里取碗。织云不敢怠慢了，知道错过了这一顿，下一顿要到下午的三点半才能“吃”上。她也忙跟着跑回屋去，屋里有另一班女孩子的碗筷，她拿了一个向院内跑去．．．．．．
“吃”完了饭，在水笼头上涮了碗，女孩子们回屋脱了衣服，钻进了各自的被窝。阿虎拉上了门，“咔嗒”一声上了锁。
看到还有剩余的被窝，织云挑了一个，和衣躺了进去。其实也不用挑，都是一样的破烂、肮脏。被窝里还有另一班不知哪个女孩子余留的体温。靠近灯绳的一个女孩子拉灭了电灯。织云实在困倦至极，头昏昏沉沉，闭上了眼睛脑子里都是一颗颗跳动的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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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麒麟走在街上，他身上的伤已经痊愈了，只是走得漫无目的。
最初的几天，街上路过的每个姑娘他都要看一眼，特别是看到有着梳辫子的背影，他都心里一跳，跑到前面去，装做无意的样子回头看人家一眼。有几次，被看的姑娘以为这个英俊的少年对自己有意，都羞红了脸。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上海街头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人流，黄麒麟的信心在一点点的减退。
这样能找到织云吗？
天上不时有飞机飞过，有日军的也有国军的。地上滚滚的人流行色匆匆，因为激烈的战斗此时正发生在上海的闸北、虹口一带。
虽然在法租界内看不到、听不到，但国民政府已经做好了迁都洛阳的消息已传开，一场席卷全上海、甚至全中国的战争看起来已经暴发，所以人心慌慌，更何况天上被击落的战机如残星般坠落，告诉人们战争就在身边。
战争首先是由日本人发动的，同以往一样的是，首先要制造一个事端。欺负人还要找一个理由，明明是流氓，还要将自己装成是文明的流氓。
日方发动这次战争的原因是因为南京政府几番上诉国联，已引起了国联对日本发动战争占领中国东三省侵略行径的重视，派遣了以里顿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日本大本营为了转移国际、民国政府的视线，也是为了逼迫南京政府妥协、承认“既定事实”，所以决定在中国的经济中心、大都市上海，发动一场引人注目的“战争”。
黄麒麟没有想到，在自己被关巡捕房的时间里，外面的世界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然而对于他来说，莫说发生了战争，既使天崩地陷都算不了什么，他一心所牵挂的只有织云。
这次战争的起端是由日本陆军部授意一个叫川岛芳子的女特务，由她策划了一场惟妙惟肖的由微及大、“舍小取义”的表演。
川岛芳子先是说服两名日本僧人和三名信徒。五名日僧来到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总厂挑衅生事，与工人义勇军发生了冲突，十几名川岛芳子事先雇佣好的打手装扮成工人模样，对五名日僧进行了攻击。
按川岛芳子的授意这些人出手狠重，目的就是欲致这五名日僧于死地，当然这内幕就不是这五名僧人所能知了，可能是在大街上的原故吧，有成绩，成绩不是太“理想”——结果导致日方五人一死一重伤。川岛芳子借此又鼓动日侨青年同志会的成员，这些年青成员内心仿佛铺洒了硫磺，轻易地就被点燃了，并于凌晨悄悄翻墙进入了三友实业总厂，将内心的怒火化成了厂内四起的火光。
冲突已由无到小、由小到大了，对于那些稳重的成年侨民来说，已造成了内心的愤怒和不安。这时川岛芳子和几名合作者，再从安全的角度来做成年侨民的工作和煽动，便很容易了。
上千名日本侨民“自发”地集合起来，沿四川北路游行，并沿路打、砸、烧、抢了几家华人商铺，他们的目的地是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陆战队出面保护侨民、维护正义、惩罚凶手。
这时日本政府方面出手了，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中方提出了无理强硬的四项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缉拿严惩打死日僧、放火焚烧三友实业总厂的凶手。这样的贼喊捉贼，上海市的市长就是给警察局下再大的命令，也是捉不到真凶的，只能又枉害一些无辜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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