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伊藤博文沉迷于女人的世界以求麻醉自己，暂时忘却现实的痛苦时，柳原前光也在经历着类似的煎熬。
“林君，这次和谈，您能做出这样的让步，日本每一个人都受到您的恩惠！真是非常感谢您！”柳原前光说着，向林逸青深深的一躬。
“柳原君不必感谢我，此次减免兵费，乃是皇太后皇上仁慈，念及日本生民之艰，故尔仅索二百万镑之款。我只不过是仰承皇太后皇上旨意而已。”林逸青笑了笑，拿过茶壶，给柳原前光面前的茶碗斟满。
柳原前光闻言，有如乾国大臣一般，面向紫禁城的方向，深深一躬，以示敬意。
“其实，柳原君，你还应该感谢一些人。”林逸青微笑着看着柳原前光的动作，“没有他们，减款一事便不得成。”
“噢？林君说的是哪些人？”柳原前光好奇的问道。
“是清流言官啊，柳原君。”林逸青笑道，“我有时候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全都让你给私下收买了，要不然，怎么能这么向着日本说话呢？”
听到林逸青的回答，柳原前光的心里咯噔了一下。
乾国的言官，他确实是没少收买……
难道是林逸青发现了什么？
想到林逸青手下的那帮无孔不入的忍者，柳原前光竟然打了一个冷战。
“林君真会开玩笑。”
“其实收买了也不要紧，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林逸青笑道，“不过，那些没有拿你们的钱，却也拼命帮着你们摇旗呐喊的，我是真的搞不懂了。”
柳原前光明白了林逸青的意思，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他定了定神，说道：“此类事情，古已有之，不绝于史。林君不必耿耿于怀。”
柳原前光说的“古已有之，不绝于史”的事情，便是中原王朝千年外交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无论是古是今，至少有如下几个共同特点：在心态问题上，一直处于心理上的优越高位，以“上邦大国”的心态君临天下；在名实问题上，重虚名，喜高调，脱离实际，不接地气；在和战问题上，一味主战，谁主张和，谁就是卖国；在对外交往问题上，一味主张强硬，遇有谈判，不顾自身实力和对方诉求，漫天要价，狮子大开口，视任何妥协为软弱；在人际关系上，自以为高人一等，标榜爱国，凭个人好恶划线，谁不与其站在一边，谁就是卖国贼；在思想方法上，超越实际，极端偏激，唯我正确，有浓厚的“左”的色彩。
自梥以来，产生了一种新的国民心态——清流心态，深刻影响了中原王朝外交的走向。清流心态在朝廷和社会的代表人物被人们目为清流派。禁烟战争爆发前，曾伯函在回答其恩师、军机大臣穆璋额提问时就说：“自南梥以来，君子好诋和局，以主战博爱国美名之风兴起，而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者五百年矣。”后来，曾伯函在给李绍泉的信中又说：“自梥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
为什么梥代会产生清流心态，为什么“清流”现象在中土帝国外交史上千年不绝呢？
首先是对梥朝重文轻武、主和厌战政策反思和反弹的结果。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梥朝不等于安全大国，“靖康之难”后，国民心态发生变化，作为对朝廷重文轻武、主和厌战政策的反思和反弹，男人被要求宁战不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清流心态由此产生。在风波亭冤案发生后，一些人又将主和与卖国投降画等号，令清流心态进一步加剧。
其次是中原王朝从兴盛到衰落的历史趋势的产物。西方列强用炮火轰开中原王朝封闭的大门后，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令不少夏族士大夫痛心疾首。“清流”们不乏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和护国之勇，然而缺乏谋国之智。“清流”心态产生的心理基础是对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愤恨，是一雪耻辱的渴望，是早日实现富国强兵的满腔热情，但这种愤恨、渴望和热情是以激情为依托，以道义为诉求，而非以理性为依托，以实力为诉求。
第三是夷夏之“防”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夷夏之“防”理论是中原王朝古代主张严格民族界限、尊崇中原夏族、鄙薄其它民族的理论。具体表现为对异族人保持警觉、防备，还有禁止与外族通婚等；禁止我方先进文化传入外族，也警惕外族不良风俗对我方的影响干扰。在中土，严夷夏之防的观念出现得很早，它注重强调夷夏之间的文化对立，强调中原文化的绝对主体地位。夷夏之论有大族沙文主义与民族歧视倾向。具有清流心态者同时具有极强的文化自尊心，政治上趋于传统保守，骨子里拒斥西方文化，习惯于居高临下地看待中外关系。
第四是中原传统文化中缺乏妥协文化。没有妥协就没有外交。长期以来，人们把“妥协”作为一个贬义词来对待，甚至把“妥协”和“投降”相提并论。妥协文化的缺失导致中土缺乏谈判的文化，导致外交上难免出现走极端的现象。外交本要协调多方面利益关系，平衡各种利益矛盾，这就必然有妥协。妥协太多地体现在外交中，它是一种外交艺术，是以暂时或局部的让步来换取双赢，来保障长远的利益。林义哲曾说：“办外交，要会争，也要会让。当争的时候必争，当让的时候也必让。只争不让，那就是下命令，强迫对方接受我的命令。”而“清流”们在外交上主张强硬手段，反对任何妥协，遇到中外冲突即强烈主战，喜欢唱高调，在爱国（现下名之为“为了江山社稷”）的口号下，常常把主战等同于爱国，把主和等同于卖国，将必要的妥协和无原则的退让混为一谈，打不下去不得不谈判时，对将军们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则希望外交家们在谈判桌上能拿到，否则谈判之人很容易被批为“卖国”。以晚眀为例，直到亡国的最后时刻，崇正皇帝才意识到“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也”。可惜这只能是后知后觉，已于事无补。当时眀廷上下缺乏议和的环境与气氛，眀朝始终未给议和创造必要的条件，主持议和者包括皇帝在内从未展开有关议和大政方针的讨论，纠正以至批驳一些模糊认识及错误论调，以统一朝臣的思想，因而始终未能形成议和应有的气氛。相反，所谓“上朝大国”不可冒犯的传统观念始终占据上风。主持议和的人无一不身负恶名：兵部尚书袁重桓终以“谋款通敌”之罪被磔，支持袁重桓的阁臣钱隆西也以“密谋主款”之罪长戍不赦。杨思昌主持议和，弄得举朝哗然，群起而攻之。而陈新加与渤海部议和事暴露后立遭杀身之祸。这种攻击、反对议和的声浪经久不衰，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任何正确的议和主张都难以畅行。林义哲亦以为乾国的事情难办，尤其外交难办，原因就在于人们拒绝妥协，喜欢清谈者太多，老是狮子大开口。他曾说：“国朝的外交，从天津教案以来，我所经手者甚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又说：“士民聚会，淆于群哄，不分是非曲直，只一味对谈判诸大臣施压，不许丝毫退让，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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