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守忠和杨着恩并不知道，作为北宁援越桂军主将的黄桂兰，虽然是行伍出身，但长期任偏裨之将，只是靠着年资和裙带关系才得以升任广西提督，本人并无多少军事才能。他跟随李绍泉征剿圣平天国军和绺军时，已经见识过洋枪的威力，也懂得使用洋枪。后来他改追随张树声转战于山东、江苏、贵州、广西等地十余年，接触洋枪洋炮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黄桂兰由于脱离李绍泉部下太早，对于淮军后来放弃前膛枪而改用后膛枪，又放弃后膛枪中落后的施耐德步枪，改用雷明顿步枪和毛瑟步枪的过程并不知晓，因而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继续大量使用前膛枪而并不感到落伍。除此之外，黄桂兰还不懂得使用洋炮，而目前因为同法军并没有发生直接接触，他还发函通知后方“北洋所解之开花洋炮，如夫传不及，可暂请从缓”，不要把新式火炮运来越南！
“洋枪先拿这一千杆吧！子药十万颗也一并带走，”黄桂兰大方的说，“还有两门洋炮，炮弹五百颗，也都给你们了！”
黄守忠和杨着恩注意到这次黄桂兰给他们的洋炮似乎是法国炮的样式，但却有船政造的字样，心中很是疑惑，但也照单全收了。
他们二人并不知道，这两门炮是船政枪炮所仿制的法国40毫米山炮，原本是福建方面援助给广西驻军的，但是“桂军诸将多不知操用洋军火”，“于新购枪炮，一无探讨”，故而一直闲置，这一次他们二人为黑旗军请求支援，将这两门炮视为废物的黄桂兰自然乐得装一回大方，全数送给了他们。
在离开黄桂兰军驻地的时候，黄守忠却注意到，有两个营的桂军士兵，虽然衣装不整，枪械也长短不齐，但精神面貌却和别营士兵不同。
“敢问这两个营，管带是哪一位？”黄守忠猜测这两个营的营官可能是林苑生，便向领路的参将随口问了一句。
“那是武威左营和右营，管带名叫张勋。”参将翻了一下白眼，简单的回答道。
听到张勋这个陌生的并不出奇的名字，黄守忠没有再多问，而是在心里暗暗的记下了这个名字。
他此时并不会想到，以后他会和这个叫张勋的人，有怎样的交集。
黄守忠和杨着恩这一次可以说满载而归，而在得到了这许多新式枪械和两门大炮之后，刘仁义也很是高兴，但他并没有就此发动进攻的打算，而是派出小股部队对河内城的法军进行骚扰。
由于两度同黑旗军作战失利，法国政府在最初的错愕和愤怒过后开始冷静下来检讨自己在越南政策的失当之处，希望在两次失败中汲取教训。
法国人检讨的结果是，设在南圻的殖民地机构缺乏处置北圻事务的经验，以至于在他们不熟悉的北圻地区处处被动，所以才会屡屡遭到暗算。为了改变这一被动的局面，巴黎决定临阵磨枪、另起炉灶，新成立一套能够担负起在越南北方进行军事行动任务的指挥机构来，而交趾支那殖民地总督则被边缘化，仅仅扮演担负为军事行动提供后勤支援的“保姆”角色。
新机构直接被设置在靠近前线的河内，作为诞生孟德斯鸠的国度，视独裁为仇寇的法国人最初还要玩一把“三权分立”，把新机构分割为民政、军事和海军三个独立的部门，这种奇特的划分被称为北圻的“三头政治”也就是俗称的“三驾马车”。不难看出，以推翻独裁暴政起家的巴黎人在防止一权独大的方面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可是这种三权分立的日后效果如何，却是现在的法国人不会想到的。
9083年5月27日，法国议会以全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法国将为其光荣健儿（显然指的是安邺和李维业两位）复仇”。之后，“三头政治”体系就正式进入了筹建阶段。
“三头政治”中的民政任命交给了何罗硭，此人先前在暹罗首都曼谷担任领事一职，拥有较为丰富的处理海外殖民事务经验。更重要的是，他和死在黑旗军手里的安邺上尉有着深厚的交情，曾经参加过9073年安邺上尉对河内的侵略行动，目睹着安邺在黑旗军面前倒下，此君对黑旗军和刘仁义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但是，法兰西帝国首相茹费里明摆着是有意吊他的胃口，对他的任命并没有一步到位。先是在5月27日指示法兰西帝国外交部通过新加坡领事馆给他发了一封特别的电报，告之何罗硭赶快收拾他在曼谷的铺盖，有新的任命等着他，任职方向有可能是西贡。正当何罗硭正在为他将要被调到什么职位而抓破脑袋的时候，9083年6月7日，也就是收到新加坡特别电报的十一天后，茹费里亲自签字的任命书下来了，委任状上写的白纸黑字是法国驻东京（河内）总监。
何罗硭这个总监的名头不算太起眼，但他的权限范围实际非常大，不仅包括管辖法军在东京地区进行军事行动时的民政事务，甚至能对北圻的法国远征军拥有一定程度的管辖权。何罗硭对这个任命很是得意——虽然巴黎方面的某些“和平主义者”（比如茹费里）还希望他能通过和平的途径（比如说重金收买）解决黑旗军的问题，但这注定是一厢情愿的空中花园——遥不可及。所以，视黑旗军为仇寇的何罗硭跃跃欲试地准备在这个新舞台上一展身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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