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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
整个大唐帝国的中心。
大唐帝国的天子，正在延英殿召开一次相对秘密的御前会议。受诏参与此次会议的人数并不多，但是却都是大唐最具份量的重要人物。
“京师米价已经连续一个月上涨，目前已经达到了斗米千钱，而且米价还在不断上升，较之河北叛乱爆发之前，也涨了五倍。眼下朝廷准备调动各路兵马进剿河北叛乱，出动兵马将超过十万。便以十万之兵计，一兵当三夫转运，则至少当有四十万人有赖供食。”
户部尚书李蔚加强了语调，“臣想提请皇上与诸位大臣注意，目前朝廷已经调动各路兵马平叛，已不止十万。按制，藩镇兵马界出食粮，各镇出兵都需要由朝廷供食。所调之兵，已不止十万。臣以为按稳妥计算，至少须计算六十万人之粮供给，便以每兵日给米二升计算，一年之支，至少需要四百二十余万石。战事不兴，则不可期望马上就能胜利。日后军资，他地转运，耗费更费。以臣之见，朝廷至少要预备一千五百万贯的军费，并且要尽量期望战事在一年内结束，最多不能拖过两年。”
李蔚的这些数据让人无法反驳，德宗削藩引发的二帝四王之乱，当时朝廷用兵每月军费都在一百万贯以上。现在河北四镇反，规模不下当初，朝廷的军费不可能低于每月一百万贯。
而且所有人都明白李蔚的潜台词，这场战争，一旦打起来，大唐中央最后的那点家底，很有可能会被彻底的耗光。
如果说一年之内能够取得胜利，击败河北三藩，那么一千五百万贯的投入还是值得的。但是战争是无法预料保证胜负的，一旦失败，或者说如当年德宗时一样，发生意外，使战争拖延下去，那便将是财政上的噩梦。
李蔚以户部尚书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户部尚书本来就有计相之称，现在加了平章事后更是真正的宰相。这个在政事堂中一向低调不起眼的宰相，是个老派之人，新帝即位以来，接管财政大权已经数年。对于大唐的家底，他比其它人都清楚的多。
“我们最好祈求昊天上帝，让东南的高都统立即讨灭平息黄巢草贼之乱。因为黄巢横行东南，今年整个东南诸州上供的税赋将至少减少一半。而且明年也至少会减少两到三成左右。而如果不能剿灭草贼，继续让草贼为祸东南，那么后果不堪设想，明年朝廷有可能一文钱也无法从东南收上来。如今朝廷的财政基本上靠东南的上供，以及盐茶税，还有登州那边的上供，外加各镇的进献。特别是长安城百万人口，几乎都靠从东南输送的漕粮。河北叛乱，朝廷还得防止叛军南下河南切断运河。一旦运河被切断，关中百万之口将断粮。”
做为户部尚书，李蔚已经敏感的发现一个极其危险的事实。
那就是眼下朝廷东北有河北四镇称王叛乱，东南又有草贼横行为祸。这两面叛乱，不但使得朝廷得两面用兵，军费大升。而且运河也受到极大的威胁，关中长安的生命动脉运河也处于这两处叛军的威胁之下。若是运河被截，关中将有更大的危机。
做为户部尚书兼政事堂宰相，李蔚反对朝廷在这个时候大举调动河东以及河南、山南诸道各镇兵马前往河北平叛。因为调动这么多镇的兵马，军需供养都需要朝廷负责供军。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极大的隐患，一来是担心诸镇会被河北军击败。若是诸镇兵几篇，那从长安与叛军之间可就没有阻拦了。
又或者，山南与河南的兵马往河北平叛，会使得东南通往关中的门户大开，使得草贼调头直奔长安、洛阳而来。
李蔚已经隐隐意识到，与其费力调河东河南山南的兵，还不如去调李璟的兵，或者直接调塞外的胡兵。
当年朝廷就是借回纥之兵，才收复了长安。
在李蔚看来，调这些胡兵征战叛军，对朝廷还是有利的。胡兵胜，自然是最好。胡兵若是败，起码也能消耗叛军的实力。
当然，李蔚心中最适合的方案还是立即调镇国军入河北平叛。
或者，稳妥一点，仿效德宗皇帝，可以下个罪已诏，对河北诸藩下大赦令，同时也可以向东南的黄巢下招安令。
先赦免这些叛臣逆贼，然后再想办法一个个的各个击破，如此避免直接战争，却是最稳妥的。
但是，满堂诸公，包括年少的天子，却都绝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服软低头。对他们来说，当年德宗之时，那是到了极为危险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的便宜之计。而他们，眼下并不处于下风，让他们低头认辅服软，那是绝不可能的。
要堂堂天子，下诏已罪，向那些乱臣贼子们下赦令？
这怎么可能？就算是南北两面做战，可朝廷手中雄兵百万，岂惧区区几个乱臣贼子？
李蔚的这个建议早就提出，不过被李儇毫不犹豫的一口拒绝了。一心想要做太宗的继承者的李儇，是绝不愿意接受这种带着屈辱的提议的。
面对这些叛贼，李儇的态度是强硬的。谁敢叛乱，那就消灭谁！
德宗、宪宗都不曾彻底的平灭河北诸藩，祖宗的失败耻辱，必须用胜利来雪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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