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刘备虚伪，冒着生命危险和人民在一起，谁能做到呢？刘备让徐州，人们说也是虚伪，他的正真目的是不想成为靶子。当时，天下大乱，割据政权又岂是一个徐州呢？我们再看一个刘备的起兵，“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贩马周旋於涿郡，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先主由是得用合徒众。”这些大商人把钱和马给了一个穷小子，这本身就说明刘备具有领导的个人魅力。今天，你要想捐资做一件什么事，你能让大老板给你掏钱吗？
再看一件事“郡民刘平素轻先主，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如果那时搞“全民选举”的话，看来这皇帝就非刘备莫属了。
刘备对大臣，可谓以诚相待。大臣也是忠心耿耿。这是以心换心的结果，而曹操到了权势大的时侯，他处处在为他儿子当皇帝扫平障碍，可是他势力小的时侯却可以礼贤下士，这才是虚伪呢。
刘备临终时对后主说“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馀，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脩，过於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
人之将死，其言也真，特别是对着他的儿子，他更不可能说假话。刘备对后主的遗诏，其实是他的人生观的体现。以德治国，正是他的治国理念。这和曹操的以法治国是不同的。
当然刘备想得到益州，这是他做为一个军阀无法回避的现实。事实上，他不仅想得到益州，他还想得到天下，在得天下这个问题上再讲什么道德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刘备得益州是没有过错的。他在收益州之时，注意拢络民心，并对刘璋做了妥善安排，这在三国这样一个乱世已经十分难得了。
《三国演义》尊刘贬曹，并不是单纯是小说家之言，这也是刘备人生观更符合儒家的道德规范。刘备光复汉室的道路上没有成功，这是不幸的。刘备的不幸在于他生活在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他的对手太强大了。《三国志》评价刘备道：“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讬孤於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
刘备可以以一个低贱的出身，最终三分天下，手下的大臣对其忠心耿耿，也真是儒家道德的胜利。
刘备身上最为突出的性格特征是他的仁政爱民的民本思想。在刘备政治的活动中，“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是他贯穿始终的理想。在桃园结义时他们就立下誓言，“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背义忘恩，天人共戮！”刘备也曾对自己的实行仁政进行总结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失义于天下，吾不为也。”
可见，实行仁政是刘备一贯自觉的政治主张。诸葛亮出山前，势单利孤的时候，刘备四处奔走，但不论到何处，他都能广施仁政，爱民如子，也受到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在驻扎新野后不久，当地百姓就做歌称颂刘备，“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在遭曹操追杀，弃樊城奔襄阳的一路上，后有曹操精兵将至，前有江河阻拦，而刘备却宁肯被敌军追上，也没有听从诸将几次三番提出的抛弃百姓、独自逃跑的建议，带领几百万百姓每天只能走十里路，最后被曹操的大军追上，落得阿斗丢失。糜夫人投井身亡。这一切都和汉末任意屠戮百姓、视生民如草芥的各路军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他离开他所依托的军阀的重要因素之一。
刘备的一生可以说是为义而生，又为义而死。“忠义”是刘备性格的核心特征。《三国演义》第一回写的就是刘、关、张三人桃园结义。从此以后三人同生共死、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致死不渝……在三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义薄云天、荡气回肠的佳话。他们三人的之间的结义早已超出了民间简单的“拜把结义”，而是一种基于无私为民、相互欣赏、情感契合的忠义之举。在见利忘义、朝秦暮楚、战乱纷争的年代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刘备还能把这种“义”推而广之，“以性情相契”，发现和招揽人才，知人善任，进而“得道多助”，在身边形成了忠义笃信的蜀汉集团。在当阳长板坡，赵云忠心保护幼主，于曹操百万大军中六进六出，不管三七二十一七上八下地杀死曹军大将五十余员，救出甘夫人和阿斗，当赵云把幼主捧给刘备时，刘备怒摔阿斗。他真心敬慕诸葛亮的贤德，不惜在隆冬时节三顾茅庐，终于请出孔明，并委以重任。诸葛亮、赵云等也深感其知遇之恩，从此君臣一心，矢志不渝。与当时各路军阀之间、将领与下属之间那种尔虞我诈的处事为人方式截然不同，这也是刘备一次次出走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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