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２２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陈宗进得知在襄阳附近与敌周旋的第１２２师只有两营新兵时，跺着脚说：“他们别说去打鬼子，鬼子一打，这些新兵蛋子就得全完！”
马上下令在泥嘴镇的第４１军军直属独立团开到云万山去，归王志远师长指挥，与第３６４团合力拒止西进之敌。
襄阳与樊城虽是两城，在历来的战火中都是同得同失。襄阳城一落入敌手，樊城守军马上就乱起来了。守兵立即在城内到处放火，用“大火阵”来“阻敌”，并准备随时“转进”。这样一闹，使得老河口、南阳一带也是告急电报雪片般飞进第五战区长官部，报警电话响得长官部一派混乱。李宗仁急令第７５军周岩部由吕堰驿南下，驰援樊城；并令汤恩伯所部由枣阳向襄阳前进，攻击鬼子的后方；同时赶调左兵团第３０军池峰城部开至老河口附近待命。
日军占领襄阳城后，只顾在城关内外和四周村落烧、杀、****抢夺财物，并没继续向西进攻，敌我双方只是对峙着，互相以枪炮时断时续地射击而已。
当夜，王志远接到黄总司令转来远在重庆的蒋介石“死守襄阳”电令。黄总司令还在蒋介石电令的后边加上一句话：“等因奉此，着第１２２师师长王志远立率所部即日克复襄阳为要。”可襄阳城已在白天丢了，这大半夜又如何去“死守”？只能第二日反攻。
第二日，王志远起了个大早，拂晓时分就亲率军直属独立团为前驱，反攻襄阳城。谁知在前进途中，不见敌人一丝儿动静，他们好生奇怪，待冲进西门，始知日军已由南门出城，正向南漳方向转进了。独立团先头部队追赶到南关时，遇上鬼子的后尾，当即展开战斗。日军且战且走，随后在城南１０里远的岘山隘口摆上一支后卫部队，占领掩护阵地。独立团追到南关，因南关与岘山之间是一片开阔地，伤亡了二三十人之后，就停止追击了。
日军占据了襄阳城，怎么见着一个独立团就胆怯逃跑了？原来他们在这次所谓的“襄东进击战”中只是以打击中国军队有生力量为目的，到处寻求中国军队野战部队作战，对攻下的城市、集镇和村庄，只是大肆蹂躏、践踏破坏后，通通丢掉，而不据守。襄阳也不例外。所以，襄阳县城在６月２日失而复得，日军则向南漳开去了。
当日下午，第五战区左翼兵团总司令孙连仲亲率第３０军从谷城方向前来救援襄阳。进抵城西云万山村附近时，只见第１２２师师长王志远已远远前来迎接，当面向孙总司令报告：“敌人已向南漳逃跑，襄阳已经胜利克复！”
这让孙总司令大为惊讶：“就你一个独立团就反攻成功啦？！”
“可不是！鬼子一打就跑，我部只伤亡二三十人。”
孙连仲听了，也不进城了，当即率部由云万山折向襄阳西南３０里的隆中宿营了。
黄琪翔在谷城得到襄阳方面之敌已向南漳“逃跑”的消息，急命第１２４师布置城防，固守南漳。６月３日，日军对南漳进行攻击，猛扑竟日，最终没有拿下南漳。第二日，没有继续进攻，竟然自动撤离。同一日，日军攻占宜城。这股日军转向荆门方向而去，于是战局转移到了荆门当阳地区。至此，第２２集团军在这次会战中的作战任务宣告结束。由于作战重心南移，第五战区右翼方面，所有大洪山外翼、襄花公路正面及信阳外围，逐渐恢复作战前的态势。
这次襄阳城失而复得，第１２２师师长王志远可以说责任不大，相比其他逃跑将领来说，相反倒是作战有功。９月初，蒋介石追究襄阳失守的责任，谁知竟然将他撤职处分，其他败将、逃兵则无人受到追究。
战局转移到荆当地区后，情况却日趋恶化。对日军进攻襄樊，第五战区长官部早有估计，并一向认为这是日军攻略鄂北地区的必要步骤；而对于日军攻击襄阳后竟转向南漳，进而直趋当阳，则大大出乎预料之外。
当日军向荆当进击时，第五战区长官部以为摸清了鬼子的“新企图”，大为感叹：“不是我们不行，而是鬼子太狡猾。”面对日军华中派遣军高层中那些高手“黑”人，第五战区来了个“瞎子算卦，两头堵”式的亡羊补牢。
为了牵制日军行动，长官部立即命令第７５军由樊城渡河尾追敌人，第３０军随第７５军跟进；命令汤恩伯率第１３、２９、８５、９２等四个军，由襄阳附近渡河，沿襄沙公路向南急进，驰援荆当。南漳日军正沿荆山东麓山间道路向当阳前进。右兵团汉水西岸守军为第３３集团军及第５５军，由于张自忠阵亡，士气低沉，眼看侧背受到威胁，防线大乱，纷纷向荆门西北山区撤退。至此，钟祥南北的汉水西岸河防尽空。于是，东岸日军蜂拥渡河，直进荆门一带地区，汉宜公路正面日军主力也准备渡河。战局更加危急了。
当右兵团被打散之时，重庆统帅部急令政治部部长陈诚前往湖北宜昌指挥江防作战，继而下达调整第五战区兵团部署的命令：第五战区重新划分为左右两个兵团，同归李宗仁统一指挥。右翼兵团长以政治部部长陈诚担任，指挥江防军及第九战区转用部队(原洞庭湖西北地区部队)，负责沙宜地区之作战。左翼兵团长由李宗仁兼任，指挥第五战区所辖部队，并尽可能抽派有力部队协力沙宜地区之作战。左、右两兵团作战地境为歇马河、马良坪、洋坪 、观音寺、旧口、皂市、应城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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