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艾伦·巴特不停地通过后视镜，偷偷观察后面的周赫煊，仿佛对方脸上有花一般。
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后，艾伦·巴特和孙永振留在车上等待，张彭春则直接带着周赫煊前往校长室。
此时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是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秃顶白发，连胡子都是白的，年纪虽大却很健壮。他似乎跟张彭春很熟，笑着来了个熊抱：“张，我们又见面了。”
“校长好！”张彭春恭敬道。
张彭春早年毕业于哥伦比亚教育学院（硕士），而巴特勒正好是这个学院的创立者。
两人的交流并不止于此，巴特勒还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国际调解委员会美国分会”主席，一生当过七届美国总统顾问。他经常关注亚洲和非洲事务，特别是中国的消息，两年后还将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而张彭春则跟胡适、约翰·杜威一起，在曼哈顿创立了“华美协进社”，通过文化和教育交流，来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这次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张彭春赴美讲学，就是基于“华美协进社”的努力，这是两国唯一的、有影响力的民间交流机构。
巴特勒对于中国的了解，显然受到张彭春不小的影响。
巴特勒看着周赫煊，笑着主动握手说：“这位就是周先生吧？”
张彭春介绍道：“周先生，这位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先生。”
“巴勒特先生你好。”周赫煊问候道。
寒暄之后，三人各自坐下。
巴特勒笑道：“周先生，你能向我详细讲述一下，发生在中国东北那场战争吗？”
周赫煊一愣，他没想到巴特勒不谈股灾和经济危机，反而开口就问中东路事件。
其实原因很简单，巴特勒是个反战人士，他担任主席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非常关注非洲和亚洲的战事，而周赫煊恰恰又和张学良走得比较近。
至于巴特勒为啥知道周赫煊和张学良私交甚笃，肯定是张彭春说的啊。
周赫煊问道：“你是想听具体经过，还是我对这场战争的评价？”
“我想知道详情，这便于我对其做出评估。”巴特勒道。
“那就得从中国清朝时候说起了……”周赫煊开始讲述沙俄入侵中国的历史。
巴特勒对这些历史是知道的，但他没有不耐烦的打断，而是听周赫煊从晚清一直说到现在。特别是张学良接手后的东北现状，巴特勒听得极为认真。
对于中东路事件，周赫煊显得很无奈。他之所以没有一直留在张学良身边苦劝，除了要来美国发财外，更是因为张学良听不进去劝。
张学良的性格非常矛盾，既优柔寡断，又刚毅果决，他认定的事谁劝都没用。
中东路事件爆发前，不仅周赫煊劝过，张作相也劝过，但都无济于事。周赫煊就算整天待在张学良身边，那都是没用的，因为他自己心里早就做出了决定。
概括起来就是，做先期重大决策时，张学良冲动且坚决，需要解决具体困难时，他又变得优柔寡断。中东路事件如此，九一八事变如此，西安事变还是如此，从来没有改变过。
用打LOL来比喻，就是开团很坚决，打团很糟糕。
听完周赫煊的详细讲述后，巴勒特没有发表任何看法，而是问道：“在周先生看来，如何实现远东的和平呢？”
周赫煊没有回答，而是笑着反问：“巴特勒先生爱好和平吗？”
“当然，我希望世界上永远没有战争。”巴特勒说。
周赫煊提出问题道：“但如果一个国家，遭到很多国家的奴役。那么，这个国家是该奋起反抗，通过战争赢得尊严和平等呢，还是该忍辱负重享受和平？”
“这个嘛……”巴特勒突然语塞，仔细思考后说，“最好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周赫煊笑问：“当初的美国，如果没有独立战争，英国殖民者会和平放弃他们的特权吗？”
巴特勒摇头道：“不会。”
周赫煊说：“对于中国的爱国者而言，战争只是手段，和平才是目的。我知道，西方社会对这次的中东路战争很反对，认为是张学良将军主动挑起战事。但我坚决支持张将军收回中东路，只不过他的策略有问题，所以结局让人惋惜。”
巴勒特却不认可周赫煊的观点：“恕我直言，中国是弱国，用战争解决问题，其实是很吃亏的。只有通过和平手段，才能一步步争取到独立自主。我和其他国家的反战人士，正在试图制定一套国际规则，希望以后的国际争端，都能靠和平方式来解决。”
巴特勒去年促成了一个《非战公约》（全称《关于废弃战争做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不仅英、美、法等国家签署，就连日本、德国、苏联也加入了这个合约组织。
后来的东京审判，国际法庭在判决日本战犯罪行时，《非战公约》成为重要的法律依据。
周赫煊来哥伦比亚大学之前，专门询问了关于巴特勒的一些事迹。他由衷地说道：“巴特勒先生，你促成的那个《非战公约》，我个人是非常认可的。但说实话，那就是一张废纸，对某些国家而言没有任何约束力，比如日本和苏联。这次的中东路事件，中国军队只是收回应有的权利，并没有伤害苏联人的性命。反倒是苏联，主动越境进攻中国，这是明显违反《非战公约》的行为。但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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