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关胜率军从同属于明州的昌国县入驻鄞县，倒是没有引起宋人的过度关注。
消息传到临安，便被缩在城中练字作画的教主道君皇帝再次压了下去，仅有王黼这等级别的重臣才知道。
但这次的事显然跟郭易简和李石的交接不一样，并不是同军境内移防这么简单。
明州实在这之前际为大同帝国所据，名义上却仍归赵宋所有，而同军驻守其地则代表着大同正式宣示对明州的所有权。
结合两个月前的崇明镇事件，可以看出大同不再不满足于坐等赵宋搞事然后反击，开始主动出击，大同对赵宋的策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而且，这次同军正式驻守赵宋的大后方——江南，代表着正乾皇帝已经着手与赵宋爆发全面战争的准备了。
实际也是如此。
秋收前，驻守河东路的同军第三军斥候便频繁越过两国边境，抵近赵宋永兴军路绥德军义合寨侦察，并肆意攻击前来驱逐的宋军。
同宋两国关系急剧降温，大战将起的形势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
所缺的，只是大同帝国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或者其他什么借口走个过场，向赵宋王朝正式宣战了。
去年底才复任的保静军节度使种师道便接连上奏，判断同宋两国的大战不可避免，提醒朝廷勿要再存侥幸，应该深入动员，准备与大同进行不死不休的全面战争。
其人还言之凿凿地预言同军下步的攻击目标就是陕西诸路，请求朝廷给予陕西更多粮草甲械支持，以用于在太原府之战中遭受重创后一直没有补全编制的西军备战。
教主道君皇帝确实不知兵，却也属于当世智商最高的一批人，怎么可能被这老军头的话术手段轻易忽悠？
两年前，太原府救援战失败，将门势力受到重挫，赵佶派童贯再次坐镇陕西诸路，以统合西军，应对同军可能发起的继续进攻。
童贯统帅西军多年，威望较高，却也没办法空口白牙说服刚刚打了败仗的众将士为朝廷继续卖命。
其人除了向朝廷推荐提拔一干中低级军官以逐步取代老牌将门让出的空缺外，便是金钱开路激励士气了。
赵宋丘八就是这点好，不管之前打了多烂的仗，只要大把的钱财撒下去，原本低落的官兵士气就能起来。
随后，童贯又上奏朝廷，陆续恢复了太原之战中受创的西军诸部。
这中间肯定会有一些军头借机瞒报人数吃空饷，但童贯治不了的军中问题，换其他人更治不好。
而且，大同若要掀起两国大战，无论是攻打淮南东路、京东西路，还是京畿路，都远比直接进攻地形险要的西军老巢风险更小收益也更大。
所以，种师道此奏纯粹是睁眼说瞎话。
或者说，其人就是代表西军的大小军头向朝廷喊话。
种师道这老滑头分明是看到了朝廷召童贯回临安加强防务，陕西诸路再无帅臣能够压制其人，借口同军的威胁而不愿挪窝罢了。
赵宋朝廷与军头将门互相需要又相互防范，没有西军将门军头的支持，赵宋面对大同确实很没有底气。
但没了朝廷不遗余力地为西军输血，就靠陕西诸路那点可怜的出产，西军将门军头们照样翻不起浪来。
二者实际上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谁。
真到了大同南侵，赵宋王朝有社稷覆灭之危时，西军还是得乖乖进京勤王。
因而，赵佶并没有继续满足西军将门军头们的无理要求。
但其人并没有一味打压，而是主动放弃了调种师道到东京留守司抵御同军的计划。
后者也读懂了教主道君皇帝的旨意，之后便闭口不提西军补充之事。
二者就这样别别扭扭地继续熬下去，直到哪一方先熬不住倒下为止。
所以，同宋两国敌对数年，赵宋朝廷也整军备战了数年，可真到了大同有意大举南下时，教主道君皇帝手中还是没有敢战之兵。
面对这样的窘迫局面，对同军从北到南由东到西全方位试探和挑衅，赵佶也只能选择忍让为先了。
教主道君皇帝一面严令各地平息内乱，务必确保秋税钱粮及时保量运抵临安，以用于朝廷扩军备战，并继续加强南阳府防御体系建设。
一面派出使者前往大同，陈述本国“事大之礼甚恭”，以求消除两国之间的误会，尽量避免或拖延大战爆发的时间。
不过，已经远离中枢的王黼并不怎么关心朝廷对大同的应对措施。
其人以太傅楚国公之尊留守东京知开封府事，实际上已经被教主道君皇帝遗弃了，天子都没信心守住的城池，他一个臣子又如何守得住？
本就有心做带路党的王太傅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受领留守东京的任务后，其人就做好了拱手送上开封府，以换取自己在大同帝国继续发光发热的政治资源。
这几个月里，王黼冒着极大的风险，先后三次派出自己的心腹穿越过境，尝试联系大同朝廷卖身投靠。
结果，都是石沉大海，以往对其倍加关照的正乾皇帝仿佛遗忘了其人。
而大同帝国针对赵宋王朝的一系列行动，也似乎有意避开近在咫尺的开封府，对这座可以轻易拿下的王气汇聚之地兴致缺缺。
甚至，连斥候不愿派过河。
导致酸枣、阳武一线的守军只能老实守城，想来个遇敌即溃的意外都不可能。
东京城却因为沦为战区而一天比一天更加萧条，百姓逃亡不断，军队士气低落，走不脱的军民情绪日渐焦躁，照此形势发展下去，城内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爆发内乱。
留守东京便如悬崖上走单绳，一个不注意就是粉身脆骨的结局。
心向大同，却“报国”无门，让王黼如何不忐忑？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当其人的“报效之心”经由大同外部情报司第三次转送正乾皇帝后，圣天子徐泽终于有了回音。
“赵宋立国一百六十余载，岂能没有忠臣义士？”
这道秘旨是口谕，态度也很模糊，并没有正面回应是否接纳王黼的投效。
既可以理解为徐泽辱骂王黼身为赵宋重臣却争着卖国的无耻行径，逼其人知耻而后勇，为赵宋朝廷尽忠。
也可以理解为正乾皇帝对东京没有忠臣义士阻止王黼的卖国行为感到疑惑，不信其人的投诚，不想犯险接收开封府。
若是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确实摸不着头脑。
但王太傅如此八面玲珑的人物，又多次出使大同与正乾皇帝多有接触，自然难不倒。
收到正乾皇帝口谕的半个月后，王黼便以东京暗流涌动，部分奸人趁机散布谣言欲要作乱为由，抓获了一批“有异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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