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是与韩琦并称于世的三朝元老重臣，有定策英宗、两盟辽国的特殊功绩，早年还与范仲淹、韩琦等人共同主持过庆历新政。
但其人晚年却由新转旧，极力反对神宗皇帝主导的熙丰变法，临终前都不忘上书神宗皇帝割地于西夏以休兵息民，成了旧党的旗帜人物之一。
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执政的新党宰相章惇便以“弼得罪先帝”，蛊惑哲宗皇帝免除了富弼配享神宗庙庭的资格。
赵佶登基并启用蔡京为相，一直打着继承其父神宗皇帝遗志以继续变法的旗帜。
毫无疑问，即便富弼已经过世多年，也仍是教主道君皇帝必须打倒的政治敌人。
现在，天子却突然下诏录用富弼的子孙。
很明显，这并不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而是释放强烈信号的政治大事件：
教主道君皇帝要进一步放开党禁的限制，逐步允许“元祐党人”参政，大宋将再度回到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美好时代了！
不过，当今天子手腕了得，登基二十余年来，利用党争将朝中臣子换了一批又一批，即便四掌相权的鲁国公蔡京也被其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由此，导致大宋臣子们对皇帝心生戒惧。
赵佶要想赢得臣子们的迎合，并最终形成决定人心向背的力量，尚需要更多行动和时间来证明。
教主道君皇帝也非常清楚这一点，这之后便动作不断。
先是下诏，命各路、州监司和守臣向朝廷举荐贤才，勿使野有遗贤。
紧接着前往方泽，继续发挥自己的特殊专长，主持盛大的祭地仪式，召请天地神灵庇佑大宋国运万载。
三年一度的南郊祭天大典等不到了，只能选在方泽祭地。
此举不仅仅是为了制造神迹鼓舞民心，重头戏在祭地仪式后的封赏。
些许钱财和冷猪头肉之类的赏赐不算稀罕，稍微混得好点的臣子都不太在意这个，但天子下诏恩荫官员子弟五百余人，绝对诚意十足。
一番利益输送下来，大宋的臣子们终于看到了官家这一次是真的要振作人心，并积极做出了正面回应。
三月十九日，太傅、楚国公王黼率众臣敬上尊号为继天兴道敷文成武睿明皇帝。
教主道君皇帝虽然以自身功德浅薄为由婉拒了臣子们的好意，但经此事后，朝堂上下明显和谐了不少。
就在东京城中上演君臣同心共度时艰的戏码时，河东路宣抚使王安中却不合时宜地送来急奏，惊醒了教主道君皇帝再塑大宋强盛国运的白日梦。
数日前，大同河东路巡抚使司移文大宋河东路宣抚使司，质疑大宋没有严格履行两国关于归来人的协议，要求河东路宣抚使司打开边境通道，放同军入境清查。
急奏入京，教主道君皇帝煞费苦心才安定下来的开封人心再度大乱。
大同河东路巡抚使司只是地方机构，没有外交权力，正常情况下，大宋完全可以对这个无理要求不予理会。
但傻子都知道大同河东路巡抚使张叔夜绝对没胆子擅启边衅，这件事背后只可能是大同朝廷的授意。
至于这样做的目的？
可能，也许，应该是防止大宋朝廷过度反应，引发两国全面战争吧？
尽管大宋朝廷现下既没有胆子，更没有实力与同军全面对抗，其实更怕大同与本国全面开战。
但现在显然不是纠结大同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
以正乾皇帝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必有后手的习惯，大宋此时就不该想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而是集中精力应对接下来的危机。
实话说，这一次大宋朝廷真的被冤枉了。
当初，将门主导的太原府救援战大败，大宋就立即与大同签署了割让汾州以北土地的协议，其中便包含原辽籍归来人问题的处理。
根据两国订立的协议，大宋要公开惩治擅自招诱、残害大同百姓的官员，相关结果须以国书形式报给大同，并负责找回仍然流落河东路南部各府州的大同百姓。
协议签署后，教主道君皇帝就以尚书左丞王安中为庆远军节度使、河东路宣抚使知隆德府事，全力督导河东路各州府认真履行两国协议。
王安中很清楚自己这趟差事就是替朝廷背黑锅，其人走马上任后，不敢有丝毫懈怠，立即深入州县，亲自督导归来人之事，不可谓不卖力。
但以赵宋人浮于事的官场恶习和官绅勾结的现实，上面的相公老爷抓得再紧，下面具体办事的官吏也有的是办法做表面文章。
结果，王安中腿都跑细了，亲自督办了月余时间，除了清出几个被人陷害的地主老财和不会为人的丘八、小吏外，再无所获。
这样的结果也就勉强糊弄得过且过的大宋朝廷，可要是就这样报给大同朝廷，你说正乾皇帝会满意，还是不满意？
另一方面，北面同军的行动却极其迅速。
太原府之战后仅仅月余时间，同军就逼降府州折氏稳定了后方，转而陈兵边境，随时都能再次发动战争拿下整个河东路。
而大宋朝廷直到这个时候还没能处理好因兵败而造成的人心浮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整顿内部，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再给大同开战的借口。
收到河东宣抚使司急报，教主道君皇帝一日之内连下三道圣旨，催促王安中务必要办好归来人之事，万不可给大同出兵大宋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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