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所知道的京东大战，自然是徐泽想让朝廷知道的大战。
实际上，在京东东路，同舟社与红五营的确在进行一场“大战”。
但敌我双方的攻守之势，与朝廷知道的刚好相反。
传到东京的急奏，全是徐泽提前编好，再由留守之罘湾的秘书按时发出。
尽管京东数州早就被红五营拿下，实际也就是在同舟社手中。
身处局中，很多聪明人也能猜到同舟社和红五营之间有某种联系。
但吃相不能太难看，必要的“管辖权更替仪式”必须要走。
不然的话，会为日后的管理埋下很多隐患。
官匪不两立，这种管辖权更替仪式只能是战争形式。
优秀的统帅总能把握稍纵即逝的“战机”，时刻把注意力放在战局变化上。
而不是看菜下饭，朝廷不给好处就不打仗，给多少好处就打多大的仗。
徐泽毫无疑问是这个时代最顶尖的优秀统帅之一，所以，在张邦昌、田庆到达登州前十天，他就安排同舟社出兵了。
趁着红五营贼军在徐州与官军对峙的时机，登州兵马再出莱州，直下北海。
贼军此时大部抽调到了沂州南线，北线空虚，守城的贼军见官军盛荣，不敢对抗，立即开城而降。
仅仅用了三日时间，同舟社就收复了潍州全境。
两个月之内，潍州四次易手，局势变化太快，让很多人都有些反应不过来。
大部分时间里依靠本县弓手防守的昌乐县，就出了点小状况。
弃暗从明的献城义士们喜迎王师，再次上演了痛诉贼军种种罪行的戏码。
义士们的行动成功引起了随营军法官康达的注意，其人非常重视此事，对这些人的口述做了认真的笔录，并第一时间上报给了宪曹曹首周畀。
因义士们反映的情节很严重，周畀不敢擅自作主，又上报给了徐泽。
徐社首翻了翻满是漏洞的供词，当即作出批示：
由法曹、监曹和宪曹组成专班，严查此事，一查到底！
经过数日时间紧张地调查，基本可以确认绝大部分的控诉“罪行”纯属捏造。
乐昌城头的不倒翁们聪明反被聪明误，自有相关法规惩罚他们。
不过，这些供词中，并不全是捕风捉影之词。
诸如有“贼军”借口搜查细作而擅入民宅敲诈主家，或以公务为名向百姓“借东西”不还，又或者肆意打骂有细作嫌疑之人等等问题，就确有其事。
这些问题，相对于其余的贼军，甚至朝廷的官军来说，根本就不是个事。
不然怎么叫贼过如梳，兵过如篦？
不做恶事的贼军，叫什么贼军？
但对同舟社来说，就是大问题。
即使假扮贼军，那也是同舟社的贼军，也要执行同舟社的军纪。
军纪、军魂的塑造需要长时间的坚持，毁掉它，却只需要在一些小事的放任。
在执行军纪上，徐泽一向是从严从重处理的。
这件“小事”闹大，真不怪康达、周畀小题大做，他们就是做这事的，不敢不严。
其实，问题远不止这些，也不光出在乐昌县一地。
同舟社军队这段时间扩张太快，兵员素质参差不齐，军纪整体上是在下降的。
而分散驻扎，以及长时间、高强度的行军和作战任务，也很考验部队的韧性。
就算朝廷在战略上始终处于被制地位，官军一直被同舟社牵着鼻子走，战斗力也明显要弱很多。
将士们和官军作战时，实际是流汗多，流血相对较少。
但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就算死的人少，那也是死。
大无畏的人永远都是极少数，眷念生而畏惧死才是人之天性。
面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掉的压力，有些人逮着机会就想放纵一把，
少数头脑不清醒的军官也对这些行为睁只眼闭只眼，还美其名曰“激励士气”。
军纪松散是一方面，还有因为接连吊锤朝廷的军队，导致官兵信心爆棚，盲目自大的问题。
官兵中，尤其是在一些中高级军官中间，“打到东京去，同舟全天下”的言论，有不小的市场。
受大战胜利的鼓舞，政务系统中，也开始出现一些激进的声音。
与官兵们希望建功沙场，不断扩大地盘和统率兵力的直接粗暴不同。
政务系统一直都因为人才紧缺，任务繁重而压力巨大。
大战胜利后，同舟社实际控制的州县扩张了几倍，这个问题就更加明显了。
面对人才紧缺的压力，有人便建议，是时候提出同舟社的“政治纲领”了。
只有表现出取赵氏而代之的气魄，才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投靠。
就算不建国造反，至少也要开科取士，以缓解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势力快速扩张必然会出现的矛盾。
徐泽在开战前就有所预料，并做了相应的准备。
但形势的发展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朝廷一系列拉胯的反应，让徐泽计划中的小范围、高强度的战争设想落空。
战争规模越打越大，并最终将“莱州之战”打成了“京东之战”。
饥肠辘辘的食客已经上了桌，精心准备的饭食却做夹生了，难道就倒掉不吃么？
因此，送走张邦昌、田庆后，徐泽便赶到了北海，集合相关人员，召开了同舟社扩大会议，以解决这些矛盾问题。
京东东路范围内，已经入社的县令以上官员和营正以上军官，全部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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