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在之罘湾见到了“失踪官员”的赵遹，
并逐步了解到同舟社埋于海面之下的冰山轮廓后，
宗泽就被同舟社的庞大布局和徐泽超强的战略定力所折服，
其人深信掌握这个庞大组织的掌舵人，绝不是谋朝篡逆的小人——
对于一个心怀苍生，布局九州的真豪杰来说，
割据政权大宋最多只能让他顺手为之，真不值得徐泽使用阴谋手段。
垮过了心里这道坎，宗泽仿佛焕发了青春，又有了无穷的工作热情。
快六十岁的人了，比一众衙吏还要有活力。
其人不仅深入治下，督导同舟社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还将州衙一众属僚、胥吏使唤得团团转。
针对共建会包税之后，
州衙内人浮于事，只坐衙、不下乡的怠政行为，
宗泽推出了与同舟社接轨的考绩评定标准，
明确要求所有“公职人员”每年一评，
不干事、干不好事、不干人事的，不仅会丢饭碗，还会受到严惩。
其实，用不着他吓唬人。
有作为才会有地位，
流官必须依靠胥吏方能治理好地方，才给了他们上下其手的机会。
但同舟社另起炉灶，靠共建会就能把地方治理的很好，
对无法经常迁转的胥吏来说，就是巨大的生存危机。
要么混吃等死，待到同舟社彻底掌控登州后，被扫地出门，
要么主动转变思想和作风，积极按同舟社的要求办事。
对这群“j猾小人”来说，
这个选择，根本就是送分题，稍有脑子的人都知道怎么选。
所以，早在宗泽投靠同舟社之前，
这些胥吏就已经过着升衙摸鱼，收衙便为同舟社奔走的“地下党”生活。
如今，有了知州相公的公开支持，
由地下转为公开，用不着再偷偷摸摸了，
于是，以往欺上瞒下，作威作福的胥吏们，
在徐泽表现得越来越强势后，全都摇身一变，
成了积极响应同舟社号召，心系百姓，服务乡里的“大好人”。
家不在本地，又有任期迁转可期的流官要稍微好过一点，
可以更加从容地处理与同舟社的关系，有政绩的事就干，需要担风险则免谈，
但同舟社大改组以后，这种悠闲的好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
海东、辽东等同舟社“直辖”的地方不论，登州的变化同样很大。
徐泽先排人私下通知各县官员，同舟社近期有重大政策调整，
怕出事，不敢留下的，想办法“礼送出境”。
铁了心留下的官员，则在同舟社治下州郡的“内部任用”。
且任内考绩将采取全新的评判标准，
不仅将三年一评改成了每年“小评”，三年“大评”，
而且，考绩还涉及到社务部之下多曹的具体量化指标。
其实，指标量化再多，落不到实处，都是扯淡。
但同舟社偏偏有能落到实处的办法——
日常有吏曹、监曹的抽组巡察，
考绩时，还要与治下共建会相互评分。
待到知州宗泽投效后，
同舟社通过知州衙门直接下令就更方便了，
工作任务指向性更加明确，考评反馈也更注重数据说话，
同舟社的总部就设在登州，
上面有垂直指挥，面对面监察，下面有共建会反向监督，
还像以前一样坐在衙门内当老爷是不成的。
必须扑下身子，解实情、做事实，
由此，工作压力倍增。
官不好当，当不好官，好官太难当的感慨越来越多。
但，这些话也只是少数官员私下感慨而已，
谁觉得辛苦，可以不干，下面还有大把的人削尖脑袋想进来。
毕竟，在同舟社治下，
对官员能力的考评摆在首位的是能做事、做好事，
读书确实很重要，同舟社连粗糙军汉都要识字，
但读书不是唯一衡量尺度，任职还要看能力。
比如农曹的曹首梁忠，
满脸风霜，一身粗布衣，双手全是老茧，写诗作赋想也别想，
但别人劝农真有一套，比很多老县令都强，你不得不服。
实际上，“古代”的知识普及程度远非后世，
真正能从读书这条道上走出来的，都是人中龙凤。
任何朝代（包括明清），没能通过科举的英雄人物不少，
但能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绝对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
这些人或许是因为环境影响，或许是自甘堕落，
当官后，很大一部分人，逐渐蜕化成酒囊饭袋和贪得无厌的蛀虫。
但即便如此，也改变不了他们是时代精英的事实。
当乱世迹象开始显现时，
这些精英远比普通人能更早感知，也更清醒社会的现状，
而后，在绝望而压抑的乱世前兆面前，这些人开始迅速分化。
一部分人变得更加贪得无厌，拼命攫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以期望乱世来临时，可以借此以自保；
一部分人疯狂放纵，及时行乐，
今朝有酒今朝醉，麻痹无法改变现实的焦躁内心；
一部分人偏要逆势而为，螳臂挡车，妄图凭一己之力扭转乾坤；
一部分人欣喜若狂，四处拱火，以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一部分人退居山林，悉心教导子弟，不问天下纷争，
只待乱世结束，子弟出山，再延续自己的血脉和思想；
一部分人四处奔走，苦寻明主，
助其早日结束乱世，并成就自身功与名；
而更多的人，则是随波逐流，
在压抑的氛围中，等待乱世降临，
再在绝望中，苦熬乱世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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