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其实没有答案。
大同帝国此番大举伐宋，正乾皇帝在《讨宋檄文》中就指明了要教训不懂得敬畏强者的大宋朝廷和一再祸害天下的道君赵佶。
因畏惧同军兵威，道君不负责任地把江山甩给了儿子，然后自己一路南逃。
跑了罪魁祸首，正乾皇帝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就算其人愿意退兵，最终开出的代价也必然超过大宋朝廷能够承受的极限。
由此，主和的白时中、李邦彦与主战的李纲、吴敏等重臣才能一面争论对同外交政策主导权，一面又能在一些国事上达成一致意见。
他们的目标都是挽救大宋即将灭亡的命运，从而保住自己背后阶层共同的利益，不同的只是各自策略。
坚守城池是为了逼迫同军知难而退，主动乞和也是为了请同军退兵，可现在的问题是朝廷想乞和都找不到谈判的对象。
因为打得数万宋军不敢出城的同军骑兵并不是其主力，而只是前锋而已。
大宋君臣其实都明白这个叫岳飞的前锋小将并没有决定两国战与和大事的权力，却不得不与其人和谈。
同军骑兵神出鬼没，打得临安守军不敢出城。
守城最怕的就是内外消息隔绝，不仅城内人心不稳，即将分批赶到的各地勤王兵马搞不好也会被同军逐个击破。
这种情况下与同军前锋谈判以行缓兵之计，也算是应时之策，至少表明了大宋并没有对抗大同天兵的意思，有承认自身错误的和谈诚意。
能不能麻痹同军将领暂且不论，至少能留下退路。
能花钱买通同军退兵，谁愿意硬着头皮打根本就打不赢的仗啊。
道理所有人都懂，但卖国的名声太难听，在出多少钱才能让同军退兵的问题上，众宰执都拿不出靠谱的意见，只能是皇帝自己定调子。
赵桓也清楚同军的主力都还没有到来，与其前锋绝不可能达成真正的退兵条件，自然不敢把话说得太满。
“若及割地，则多与岁币增三五百万不妨。”
皇帝如此“壕气”，众宰执皆保持沉默，只有肩负抗同之责的亲征行营使李纲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贼性贪婪无厌，如朝廷不为之动，措置合宜，彼当戢敛而退。如朝廷震惧，一切与之，彼定益肆觊觎，忧未已也。先定然后能应安危之机，愿陛下审之。”
很明显，李纲并不是一根筋的犟臣。
其人不反对议和，也同意花钱买同军退兵，他反对的只是“朝廷震惧，一切与之”，担心大宋对大同予取予求，只能使其“益肆觊觎”。
不过，李纲这番话终是说的没有底气。
徐泽公开造反后就屡次打败朝廷的大军，逼得大宋反复签订城下之盟。
大宋王朝虽然没有向大同帝国称兄献岁币，可事实上却是不断向徐逆割地赔款，“益肆觊觎”的局面实际已经形成，此时再说这些话为时已晚。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出在军队上，徐泽造反后，大宋禁军对同军从未一胜。
而且越打越不敢打，梁方平、何灌二人手握大军却望风而逃就不说了，李纲这等国之干城亲自组织城防，还能让守军站在城墙上自己踩死自己上百人。
军队表现如此窝囊，任谁都没法有底气。
南阳府相比开封府，地势确实险要了很多，可就城池防御性而言，仓促扩建的临安又远不及持续经营了两百余年的都城东京。
如此险要的地势都无法阻止同军攻入南阳腹地，临安又拿什么阻挡同军的猛攻？
形势比人强，强要面子的结果就是面子里子都会失掉，还不如果断伏低做小买平安，众宰执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均没有反驳天子的意见。
而且，这种形势下的谈判哪有一两次就成功的？
同军会不会退兵最终还是得看正乾皇帝的脸色，以其人的贪婪，绝不可能轻易打发。
若是真能只花三五百万岁币不割地就让大同退兵，反倒是要烧高香了。
第二个问题相对简单点。
打前站的郑望之哪怕被皇帝正式任命为工部侍郎，也只是从四品。
以此等级别的官员求见同军前锋小将自是足够了，但要想表达大宋朝廷和谈的诚意则远远不够。
须知道正乾皇帝的架子极大，同宋两国数次爆发危机，大宋派去的使者都必须是实权真宰相和血缘足够近的亲王才行，不然就直接给你赶回去。
正乾皇帝现在还没有出现，皇后和皇长子也成了同军的俘虏，暂时可以不急着派真宰相和亲王一同前往同营劳军。
但大宋派去正式谈判的官员级别若是太低，肯定会被视为“不懂得敬畏强者”，搞不好就会被直接轰回来。
由此，涉及到具体的出使人选高不成低不就，赵桓就不好确定了。
国难当头，地位最高的太宰白时中外无退敌之功，内无安定朝堂之能，已经吃了不少弹劾。
皇帝对言臣们的上奏尽皆留中，明面上是维护太宰颜面，实际却是逼迫其人让位。
白时中也清楚自己应付不了当前如此复杂的局面，无意再趟这滩浑水，已经两次上书请求去位，此时更是装起了木头人。
次相李邦彦为人最是油滑，各方关系都处理得不错，早年还和徐泽有些许交情，是迎驾正乾皇帝的不二人选，此时还不适合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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