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冤有头债有主，大宋衰败至此必有原因。
是谁与民争利，毁掉了天下人心？
是谁一败再败，将大宋的头号大敌徐泽一步步养肥？
又是谁蛊惑道君大敌当前抛弃臣民，带走临安最重要的防御力量南幸避敌？
早在正乾皇帝发布《讨宋檄文》道君生出弃国之意时，这类问题就在民间公开讨论，并逐步酝酿出保卫大宋社稷、维护圣教传承、抗击野蛮大同的集体情绪。
江南西路抚州布衣欧阳澈有感时局，曾于同军入侵之初向朝廷上保邦御敌、罢免卖国害民奸臣等《安边御敌十策》。
州官担心自己会因此而卷入朝堂争斗，扣下其策不给转呈。
官面上走不通，欧阳澈便自备盘缠不远千里来到南阳府。
而此时的临安，得知皇帝以主战的尚书右丞同知枢密院使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城中的忠臣义士击掌相庆。
俱认为只要官家信用忠臣坚决抗同，大宋王朝就一定有希望！
可天子虽有廓清寰宇之志，朝中却有奸臣未除，不除掉这些祸国殃民的奸臣民心不平，李相公纵有万般手段，也难以统御惶惶之兵抵御强敌。
欧阳澈正好赶上这波民间情绪高潮，其人于宣德门前高呼自己有安邦退敌之策，引起了天子的注意，成功将《安边御敌十策》呈于御前。
太学生陈东也不以位卑言轻，稍晚时间以自己的渠道再次上书天子。
“窃知上皇已幸江陵，蔡京父子及童贯等统兵二万从行。臣深虑此数贼遂引上皇迤逦南渡，万一变生，实可寒心。
盖江南之地，沃壤数千里，郡县千百，中都百色，悉取给焉。
其风声气俗，素尚侈靡，人所动心。其监司郡守、州县之官，率皆数贼门生，一时奸雄豪彊及市井恶小，无不附之……
臣尝上书言六贼罪恶，贼心自知，不免反怨朝廷，夤缘上皇遂请此行。
臣窃恐数贼南渡之后，必假上皇之威，乘势窃发，振臂一呼，群恶响应，离间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难言者，则江南之地恐非朝廷有，其为患岂夷狄比哉！
望悉追数贼，悉正典刑……，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庙。”
赵桓之前被李纲所激，登上宣德门劳问将士享受万民拥戴的情绪还没有退去，就先后收到欧阳澈和陈东二人的上书。
陈东上次上书就给赵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欧阳澈一介布衣，为了大宋的江山社稷，不远千里来到临安，更是极有代表性。
民心可用，莫过如此！
赵桓原本尽付守城之权给李纲时还有些忐忑，真没想到效果会如此明显。
世间事皆是知难行易，真当了皇帝之后，其人才知道这个位子究竟有多么烫屁股，也逐渐能够正视自家老爹的治国手段。
虽然嘴上不服，但内心里赵桓还是自认为治国和御下手段远不及老爹。
在其人看来，道君治政手腕相当高超，足以超过很多皇帝，更远远超自己，究其问题，主要还是出在“不得人心”四字上。
如今，自己才即位就能如此得人心，已经胜过自家老子一筹，可喜可贺！
赵桓也知道大敌当前民心可鼓不可泄的道理，当即命翰林学士王孝迪草诏：
建雄军节度使王安中削夺在身官爵，流放永州，赐翊卫大夫、安德军承宣使李彦死，并籍没王、李二人家赀。
陈东上书列举的“六贼”之中，蔡京、童贯皆已经扈从太上皇南下，且手中握有重兵，有另立朝廷的资本，此时同军兵临城下临安危在旦夕，不宜深究二人之罪。
太尉、开府仪同三司梁师成因有定策之功，被赵桓留在临安以示恩宠。
其人自陈东上书后就深怕天子受奸人蛊惑要杀自己，寝食皆不敢离开皇帝身边，暂时也不可能有事。
如此形势下，赵桓还能严厉惩处王安中、李彦二人，的确是下了大决心，已经明确无误地表达了其人敢于清算道君朝一切历史遗留问题的绝大魄力。
加上几年前就已经被大宋头号敌人徐泽论罪处死的朱勔，“六贼”去了三贼，足以证明赵桓振作朝纲的大决心和大魄力。
但在朝堂之上，天子这道诏令代表的意味就完全不同了。
政争已经深入大宋士大夫的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出了任何事情，士大夫们第一时间联想到的都是政争。
王安中、李彦被惩处并不是“六贼”处理了两个这么简单，而是代表新君对旧帝支持者的清算，将要受到牵连去位甚至丢掉性命的官员绝不会只有一两个。
急于腾位置上位者自然欢欣鼓舞，可一心求稳的道君老臣则不想看到这样的局面。
正常情况下，皇帝这份营行事操切不计后果的诏令肯定会受到中书舍人、给事中和宰相们的联合抵制。
但大宋朝廷诏令拟制下发的制度早就被教主道君皇帝破坏殆尽，天子权柄不断膨胀，绕过宰相直接下诏在道君后期已经成了常态。
太宰白时中、少宰李邦彦等人（赵桓即位后，按照惯例以众宰执扶立有功各有晋升）又因主张乞和才被李纲猛喷了一顿，二人此时哪里还为了敢保全道君亲信而搭上自己？
于是，赵佶寄希望禅让皇位甩锅给亲儿子还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便迎来了赵桓对自己旗帜鲜明的政治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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